白居易脍炙人口的《琵琶行》中，有琵琶女讲述自己身世的诗句，说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唐朝的京城在长安，那么长安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虾蟆陵？如今这个虾蟆陵是否依然存在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西安城里来寻找那位「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曾经的家乡——古长安城中的「虾蟆陵」。

文学作品中的「虾蟆陵」

「虾蟆陵」出现在白居易的诗中，使这里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其实除了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人与文学家的作品中提到过「虾蟆陵」，比较有名的如唐代的谢良辅在《忆长安》中写到：「忆长安，腊月时，温泉彩仗新移。瑞气遥迎凤辇，日光先暖龙池。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从这首《忆长安》中，大约可以看得出，虾蟆陵在唐长安时应该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可以「取酒」，至少是如今天的「酒吧一条街」一样。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僧皎然的「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躞蹀花骢骄不胜」中看得出来，虾蟆陵的确是个京城少年花钱买醉的去处，这里「翠楼春酒」，少年「纷纷半醉」，仅从诗人寥寥数语，便可以想象虾蟆陵当年那「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襦翻酒污」的一片莺歌艳舞之象了。

「虾蟆陵」与「下马陵」

然而寻遍如今的西安城，也没有找到一处叫作「虾蟆陵」的地名，难道是诗人记错了？或者「虾蟆陵」从未存在，不过是文学的杜撰？还是随着岁月的更替，地名已有了更改？

带着这些疑问，翻开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字工具书《辞源》，但在其中并未找到关于「虾蟆陵」的词条，但却找到了与其发音极为相近的「下马陵」。

关于下马陵的解释，《辞源》中是这样记录的：「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Ma）陵。」于是似乎有了答案，「虾蟆陵」其实就是「下马陵」，何以又误传呢？这或许是与西安的本地方言有关。

在西安的方言中，「下」发「ha」的音，「下马陵」于是被读作「ha ma ling」，而在西安，「ha ma」的读音另指「蛤蟆」，又与「虾蟆」同义，于是「下马」成为「虾蟆」，「下马陵」也逐渐地成为了「虾蟆陵」。

鸿儒董仲舒

通过《辞源》可知，下马陵这个地方与汉代的鸿儒董仲舒有关。传说在他死后，汉武帝时常怀念这位政治改革家，一日，经过他的陵地时，汉武帝竟然从马上下来，一路步行，以示对董的尊重。从此，诸官员路过此处皆下马脱帽，于是慢慢地此地便被称作「下马陵」。

而作为皇帝的汉武帝又何以对一位臣子如此敬重呢？

这便要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起了。

在汉朝建立初期，尤其是文帝景帝期间，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创伤，大汉在思想上一直主张清静无为，政治上也以无为而治国。这的确为大汉初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稳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无为思想」已不能满足汉武帝想要振兴国力的宏图伟愿，也无法进一步强化社会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时代形势相适应。

在这种社会政治局势之下，如王臧、赵绾等儒生纷纷被举荐参与大汉的朝政，于是儒家势力逐渐崛起。

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召集各地选拔出来的人才汇聚长安，并且亲自主持策问，就在这次策问中，一位叫作董仲舒的儒生脱颖而出，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即今天的河北景县广川镇，邻近自古多儒生的齐鲁之地，而他本人则以研读《春秋公羊传》在当时非常出名，据说他曾设坛教授，弟子众多，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在汉武帝未召他入长安以前，他在一个叫作江都国的地方担任国相。董仲舒治理江都国，靠的就是一部儒学大典《春秋公羊传》。

而就在这一次策问中，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并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所提出的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不谋而合，立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从此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

和平门里下马陵

沿着西安城的南城墙走到和平门里，在一条被林荫覆盖着的巷口，立着一座蓝色的路牌，路牌上清楚地写着「下马陵」三个字。走在这条巷子里，但见幽静的街道一旁，是青灰色伟岸的城墙，沿着城墙根缓步而行，总有一种行走在时光隧道之中的感觉，忽而恍若现时，忽而恍若百年之外。一街之隔，便是宁静的现代居民房，花草繁茂，枝枝叶叶地伸展着，遮盖了民房的门窗，偶尔一间精巧的咖啡店掩藏在这片花草之间，悄然地流露着典雅与浪漫的气息。

巷子很短，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远远地望见一处青砖砌成的高大门楼，与周围一片现代化的住宅小区迥然不同，走近一看，朱红色的大门虽已暗淡，然而依然可见古朴之气，门旁一处石碑，上刻「下马陵」。

这是一套标准的中式院落，石级上的青苔与参天的古树显示了这座院落久远了的年代。院落正中是一座一明两暗的中式建筑，原为董子祠，祠后树荫之下，青砖砌成的一座四四方方的台子，台子之中，便是汉代鸿儒董仲舒的陵墓，树荫掩映之下，是明代嘉靖年间钦差总兵张光亭所立的墓碑，虽然历经几百年，碑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如今的这里被某军区的老干部疗养院所环绕着，一座八角亭内，古稀的老人尚可为年轻的探访者讲述董仲舒的故事。然而这一座下马陵居于城墙之下，其实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或者西安的文物太多了，与秦皇的陵墓、汉武的宫殿、盛唐的文化以及大明的城墙比起来，这一座小小的陵园便显得不足为道，然而谁也不可否认，董仲舒当年一句「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对中国整个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的影响，因此当我们真正踏足这座陵园的时候，敬慕之心油然而生。

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历史会留给我们很多迷惑，有的可以在珠丝马迹间探寻到真相，更多的则消散在岁月的风中，随着那些演绎历史的人物一起化为尘土，再难寻觅。无论「虾蟆陵」或者「下马陵」，同样存在着一些难以证实的疑惑与争议。有人说，虾蟆陵真正的遗址并不在和平门里，而是在当年长安城最为繁华的曲江池边，也有人说，虾蟆陵在城东南，如今的交大校园内的胭脂坡下。「虾蟆陵」与「下马陵」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如此争争嚷嚷无数年，然而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真相却应该只有一个。

可以看得出，唐以前，无论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均无对「下马陵」或者「虾马陵」的记载，直到北宋，在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中关于「常乐坊」的条目下记载着：「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这种观点一直到明嘉靖二十一年，以后，历史上又有了新的记载。

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儒学地位更是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董仲舒也因此被抬高，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到明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 1542 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却下令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即今天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了一座墓。六年以后，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今天依然耸立在祠中的树荫之下。从此，陕西、西安方志上记载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墙脚下，即如今的和平门里。

清康熙元年，即公元 1667 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并将如今和的平门里沿城墙的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

至于「虾蟆陵」与「下马陵」之间的关系，或许可尊《辞源》所记，为“后人音误。”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为何，如今也已难断定。但无论「虾蟆陵」或者是「下马陵」，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确属无疑，如今时过境迁，当我们再一次站在这一座纪念董仲舒的陵园之前，其中是否真的埋葬了这位鸿儒的尸骨已并不重要，重要的儒学所建立的传统意识，的的确确统治了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位值得纪念的汉代鸿儒——董仲舒。

文：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