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链接：《粟特胡商与敦煌》

对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隋书》中曾这样形容，“总凑敦煌，咽喉之地”——这是对敦煌在丝路交通中重要性的高度概括。在探讨中国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时，人们也常会谈到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关于商业活动，似乎常常被忽略。如果考察历史文献可以知道，敦煌一直是丝路国际商人，尤其来自中亚的粟特胡商的中转站、货物集散地和移民聚集地——这一点，从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下所发现的一组粟特文古信札便可以得到验证。

那些信当时被折成“漂亮的小方块”，9到13厘米长，2至3厘米宽，但不是被装在信封里。尽管来自不同的城市，但纸张的大小都一样，大约39至42厘米长、24到25厘米宽。也许这就是那时中国纸张的“标准件”，上面记录了粟特人的商业信息与他们的乡情。

世界的粟特人

先做个名词解释——粟特，古代史籍称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祖居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讲古中东伊朗语，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建立了康、安、曹、石、史、米等九个绿洲城邦（汉文文献中称为国）。在中古时期，这些粟特城邦以何国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西边奉安国为首，东边则以康国马首是瞻。

粟特人一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就伴随着经商的记录，但是他们一开始都是作为各个王国的附庸存在。在公元初到三世纪，控制着西域商业的主要商人都来自于贵霜帝国（位于今阿富汗与北印度），粟特人仅仅是贵霜帝国商业网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随着贵霜的衰落，粟特人也趁势而起，三世纪开始，他们通过纳贡等方式，逐步建立起终极的商业网络。粟特人卓越的语言能力和游历各国的经验，也让他们得以担任使节。他们的实力不只向中国延伸，很快还得到了北方游牧政权的信任，六世纪的突厥汗国兴起之后，便因受粟特人协助管理麾下的诸多部落，甚至出使到欧亚大陆另一头的东罗马帝国。

《新唐书·康国传》这样描述粟特人：“深目、高鼻、嗜酒、好歌舞于道，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一尊《彩绘骑马斗豹胡人俑》，俑深目高鼻，浓眉虬髯，头戴襆头，身穿翻领窄袖胡服，在马上转身怒目喝呼，赤手空拳与一只张牙舞爪的豹子搏斗。 

粟特人“多嗜酒，歌舞于道”，他们热爱音乐舞蹈，天生豪爽，尤其是粟特贵族，此风更甚。自汉唐以来，凡是华美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就有他们“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唐史上极有名的安禄山，就是一个很会跳舞的粟特胖子；他的“同伙”、“安史之乱”的叛军核心史思明也是粟特人。

粟特人，是商业奇才也是冒险家

历史记载的栗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这个评价非常到位。在今天看来，粟特人做生意很有一套商业理论；他们通常会分出资者和经营者，出资者相当于投资人，经营者则带着出资人的钱和商队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同时沿着丝路贸易路线不断开辟自己的贸易节点，形成一个商业网络，四通八达，比如诗人李白的老家、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还有新疆的喀什噶尔等。

粟特人天生就是做买卖的，对于商业的爱好也显示在他们的生活中。粟特的小孩子出生之后，父母会在他嘴巴里放一块糖、手上放一块胶，希望他长大之后嘴甜，赚钱就像胶会黏东西一样牢固。大概十几岁左右，男孩子就会随着父亲离家去做生意。粟特人做买卖和日本人一样精明，他们只做高档商品，然后倒回去的就是丝绸。但他们也买卖奴隶，是在黑奴贸易之前的“人口贩子”。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中的粟特文《买奴契约》，就记叙了高昌延寿十六年（公元639），石国人沙门在高昌市场上从康国之子六获手中买得奴婢的过程。

粟特人主要在丝路沿线靠长途转运贩卖盈利，他们成群结队，有武装护送，几百人组成一个商队，走到一个地方就建立起一个类似殖民地的胡人聚落，一部分人就住下，然后另一拨人继续前进，后面的人又接着来，这样聚落就越来越大；商队的首领被称为“萨保”，慢慢就变成了聚落首领。从魏晋南北朝晚期到隋唐，这些聚落首领被收编进中国的职官体系，因为他们有武装，所以也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军队。

在粟特上层贵族中，王公们虽然不用自己去做生意，但他们会派遣商队为自己赚钱，连国王也不例外。粟特人可以同时拥有许多种身分，在身分与身分之间转换自如，有时候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商人、军人、官员或者是间谍、密探；或者说，“身分”这种标识并不能阻挡粟特人谋取个人或者国家的利益。

比如，关于安禄山叛乱的物质来源，最关键的一条材料出自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从中可以看出安禄山并不仅仅只是一名军人，他通过扮演祆教祭司的身份，聚拢粟特商人贡献的巨额财富，以此来雇佣众多的善战骑兵。

唐代粟特商人异常活跃，足迹遍及西亚、中亚、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直至长安、洛阳和江南等地。在高额利润驱使下，粟特商人几乎控制了东西方贸易命脉，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丝绸、珍宝、珍玩、牲畜、奴隶、粮食、高利贷等。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也有不少反映丝路贸易的图像，里面有些商人就被画成粟特胡人。

话说回那封信，为什么一千多年前后会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出现，信里又写了什么？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古信札并不是单独的一封，而是一组，是放在从中国运往西方时丢失(或许被中国有关部门没收)的一个邮包里，由居住在新疆和甘肃的粟特人写成，向粟特或楼兰地区的同胞致信。其中，有一封特殊的信由那耐·万达克(Nanai〃vandak)所写，他是一位驻扎在甘肃的粟特代理商，大概位置在金城（兰州），写给远在撒马尔罕的合作伙伴。撒马尔罕距离中国西部两千多英里，可能因为考虑到信函要长距离远行，所以包装得很结实，先用棕色丝绸缠裹，然后再用粗布包裹，上有邮递说明。在一番措辞华丽的问候之后，粟特人传递消息给在中国不同城市的合作人，汇报了日益恶化的当时政治局势。信中描述的重大事件是——洛阳严重饥荒，中国皇帝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逃跑，洛阳和邺城遭到洗劫——这些事件在汉文史料中也有记载。并且，根据汉文原始资料，可以给这些古信函断代为公元313—314年。

信中提到，粟特人居住在中国国都洛阳以及去往中原的一些主要路段：敦煌、肃州(酒泉)、姑藏(武威)、和金城(兰州)。这个粟特人在汇报时局的时候也没忘记讲讲做生意，他写道，从敦煌一直到金城（兰州）......亚麻布销路很好，几乎每个人都改换了原来的布衣或毛织衣物......

除一位被丈夫抛弃在敦煌的妇女寄的两封信外，信札内的其他信件内容主要与商业活动有关，谈及许多日用品，包括金、银、樟脑、胡椒粉、麝香、小麦、各种各样的织物，以及称为白石墨的东西，令人惊奇的竟然没有丝绸。

在敦煌发现的这组粟特古信札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早在西晋时期，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已经建立了从洛阳、长安到撒马尔罕的国际商业网络。而从一些文献中，也可以很肯定，四世纪时敦煌已经成为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货物转运站。这里既有他们计划销往内地的商品，也有从内地收购到打算送回撒马尔罕的商品。这种转运站的性质要求一定数量的粟特人在此工作，才能保证货物迅速转运。从这一点上来看，当时在敦煌的粟特人也应该为数不少的，没有因为战乱而离开。

这封写于公元四世纪的粟特文信函现珍藏于大英图书馆。

谈起丝路贸易，一定不能忘了介绍下最早的世界贸易大会：张掖会盟——它发生在隋炀帝公元609年，地点不是上海，也不是博鳌，而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历史长河中的隋炀帝，并非一个暴君昏君的代名词，他统军灭陈，南平林邑，西吞吐谷浑，开科取士，修隋朝大运河，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大事；尤其是亲自率领大军和文武百官，从长安浩浩荡荡出发，一路横穿祁连山，在古丝绸之路上亲自主持了通商贸易大会，接见了西域27国使者。隋炀帝也是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的历朝历代帝王里，唯一一位不因征战目的而到了河西的皇帝。这个27国贸易大会，极大地促进河西地区的经济，使得张掖、武威、敦煌等地成为西北经济的重心，在当时，这些城市都算得上国际性贸易大都市。

敦煌，“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隋书·西域图记序》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处在一个门户的位置，敦煌的商贸活动集中体现在商旅业发达，手工作坊、加工业的繁荣与以物易物、物流迅速等方面，带有早期“国际经贸”的特点。同时，又有相当繁荣的寺院经济活动，为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的丝路重镇、国际文化都会创造了条件。敦煌的商贸活动非常活跃，甚至和尚都可以做生意，和尚都可以放高利贷；这在敦煌遗书中都有记录。

在敦煌藏经洞文书中曾有一首诗（P.3644），专家研究发现它是个店铺广告诗，这个铺子里有什么呢？“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薑。陆路诃梨勒，大腹及槟榔......”竟然有槟榔！可想而知一千多年前当时丝路贸易的繁盛，物流的迅速，而敦煌的商业熙攘，从这一首小广告诗里面就可窥见盛况。

这，就是敦煌；拥有如此发达的商业氛围和人文环境，从这点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能在莫高窟，看到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痕迹。

我是杨婕，感谢您收听声音专栏《听见敦煌》。下一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