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连接：《西汉与敦煌》

每个人都有过往，追寻往昔不单为了忆念，而是从过去可窥未来；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历史与文脉不会无缘起灭，未来虽可期亦不会因今日之兴而割裂与历史的牵绊。往返敦煌数十次，在今与昔之间行走，总想触摸到一些真相 ——“为什么是敦煌”，“曾经的敦煌是怎样的”，“国际都市为什么消失了”⋯⋯

敦煌这本书太厚重。俯仰古今，只能试着梳理一些关于这个小城的碎片记忆，所观所闻所惑所思，希冀能寻找到一个入口；

就像梁文道先生所言——

“打开敦煌，不只是打开中国，而是打开一个我们已经忘记了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

曾读过一些关于敦煌历史的书籍，尤其对敦煌郡的初置这部分特别感兴趣；就像一次美好的爱情，情根初种的开始至关重要。一个位于西北边陲的小城，究竟怎样一步一步登上“舞台”（是不是用“上位”更形象），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版图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这是一段相当波澜壮阔的历史。要感谢一个时代，和一群人。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2000多年前，回到西汉王朝，这是敦煌历史的“奠基”时刻——正是在汉代，发生了张骞凿空、征战匈奴、设立郡县、徙民实边、用兵西域、开拓丝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正是在汉代，河西走廊从地理的走廊发展成为“历史的走廊”，敦煌从荒僻的边地一跃成为繁荣的重镇。可以说，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是敦煌地区的开拓者，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起始于西汉——用今天的流行语，敦煌成为当时的“网红”，应该从它正式划归汉帝国版图开始。

01  月氏、匈奴和张骞出使

早在刘邦建国不久，从蒙古高原崛起的匈奴就已成为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铁骑不断南下寇边，掳掠人畜、财物，破坏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所以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与匈奴言和，采用和亲的政策并赠送大量丝织物、酒类等，以维持和平局面。“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西汉的妥协并没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仍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地，并恣意向各方扩张其势力范围。

在古代河西走廊上，有一支古老的游牧部落——月氏。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是匈奴的劲敌。公元前 177年左右，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到匈奴。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了月氏王并将他的头颅用来饮酒。月氏大多数部众于是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住在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而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的小部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称小月氏，西迁的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

到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于是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1 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到公元初年，大月氏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了贵霜帝国。大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重大，它与大夏灭亡、塞种入侵印度北部息息相关，而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也是为了寻找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从这个意义上，月氏这个谜一样的民族，推动了“凿空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也让中国人由此萌发了“看世界”的梦想。

在月氏和乌孙相继西迁后，匈奴占据了整个河西地区，对汉朝西北边地的直接威胁更大。河西水草丰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又位居要冲，匈奴据此南可与羌人相勾结，西可把控住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断汉朝和西域的联系，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还在西域设置僮仆（意为奴隶）都尉征敛赋税，大大加强了其军力、物力。到汉武帝即位时，匈奴环处于西汉王朝的西北方，已成为汉朝最严重的边患，而河西与西域正是其对西汉进击的一支“强有力的右臂”。 

02  汉武帝、霍去病与河西之战

经过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和“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中央集权已得到加强和巩固，经济发达，国力大增，这时“天下殷福、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完全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壮盛之年在位执政，征讨匈奴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以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大战役最具重要意义，最终迫使“匈奴远遁，而幕（漠）无王庭。”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河西地区的繁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战——这场战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迂回，汉朝军将翻越祁连山，转战六日，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进击1000多里，杀掉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损近万人。

第二阶段战争发生在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两路出北地和陇西进击匈奴，霍去病率军大战2000里，渡过居延泽，直逼祁连山，斩虏匈奴3万余人，基本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力量。河西之战汉军两次歼敌共4万余人，使匈奴受到沉重打击，汉军的胜利还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休屠王被斩杀，浑邪王及其部众4万余人归降汉朝，投降的匈奴部众被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之战大获全胜，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家版图；可以想象，胜利时节的敦煌一定夕阳如血，云彩似旌旗飘扬。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就绘有一幅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被称为“‘凿空西域’的图像记忆”——壁画上方有一座悬挂“甘泉宫”匾额的宫殿内，正立着两尊佛像，一位帝王带着群臣礼拜；帝王下方的榜题上写着：“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图像描绘的正是大将霍去病在击破匈奴休屠王时获得祭天金人的史实。

03    敦煌郡版图里的“盛大”欲望

在重创匈奴占领河西地区以后，为施行有效统治，汉武帝先是在元狩二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区设立“酒泉玉门都尉”，隶属于邻近的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在数年后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设张掖郡和敦煌郡，合称为“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认为四郡的设立顺序是先酒泉、张掖，后敦煌、武威）。其中，武威取“武功军威”之意，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张掖，乃“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之意；而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这河西四郡的定名，也显示出西汉帝国对于西域从防御到开拓、经营的雄心，而最西端的敦煌，无疑是这四郡中始终与丝路的顺畅，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最密切相关；就好像一个人的咽喉那样重要。

关于敦煌郡的确切设置年代，历来异说纷陈；最早的为元鼎六年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为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出现众多分歧的原因在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各不相同，而现在比较占主流的说法是敦煌建郡于元鼎六年。其实，对历史而言，年份只是一个记号，有时它不需要精准界定，只要留下痕迹——从建郡的那天起，敦煌已不满足于西部一隅，它要走进一个更大的版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表现它的“盛大恢宏”。

西汉时的敦煌郡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敦煌面积跟古代敦煌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汉时的敦煌，东及渊泉（今瓜州双塔堡一带），西到阳关（今敦煌市南湖乡），北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实际上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包括今敦煌市、玉门市西部、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以及新疆哈密市、焉耆回族自治县、库尔勒县、若羌县的一部分，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公里。

我尤其喜欢古代的敦煌地名——西汉敦煌郡所辖六个县的名字，无一不透露出一种人文气质，和不动声色的大气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敦煌郡统辖分别为敦煌县、冥安县、效谷县、渊泉县、广至县和龙勒县；如果你对敦煌历史感兴趣，真的，不妨多读几遍这六个地名，你会发现古人对于地理命名有着一贯的人文拿捏，而非今人的直白功利。

汉代敦煌郡所属的六个县中，敦煌县为郡治所在，其郡治位于今敦煌城东南，濒临党河西岸（现沙洲故城遗址）。

冥安县，得名于冥水，冥水即今疏勒河。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也就是今天瓜州布隆吉一带。

效谷县，其县治的确切位置，目前尚有争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的墩墩湾故城即是汉效谷县城。先不管它曾经在哪里，我个人最心水“效谷”两字——这是因为该县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时，济南人崔不意在此教民耕，“勤效得谷”而得名。

渊泉县，其地多泉水得名，即昌马河，是疏勒河源，其县治约在今天瓜州东四道沟一带；汉渊泉县主要分布于冥泽以西诸泉之间的绿洲上。

广至县，这个名字也极有气魄。它位于今瓜州南踏实乡西北的破城子一带，县区主要分布于榆林河（又名踏实河）下游绿洲，四境为：东接冥安县，西毗效谷县，北至汉塞墙，南抵大雪山。

龙勒县的传说不少，因县南有龙勒山而得名，县治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是六县中最西端的县份。该县主要分布于今南湖绿洲，包括今敦煌市西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北部部分地区；阳关、玉门关均在龙勒县境内。龙勒县到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改为寿昌郡，因城东南有寿昌海得名，寿昌海就是今天南湖黄水坝，当时又叫渥洼池；据说汉武帝时，寿昌海出过“天马”。

04    汉家雄风激荡

敦煌的名字很大气，作为河西走廊的要冲与枢纽，它的重要性更日益凸显。西汉时对河西地区首当其冲的扶持政策是移民实边，增加人口；移民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即史书所说之“下贫”之人，同时也包括一些罪犯和少数民族等。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汉平帝元始二年，敦煌郡有11200户 ，人口38335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1500。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加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了人，粮食的供给和储备尤为重要。根据史料记载，西汉政府积极在敦煌地区实施屯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教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下·渠犁》）。通俗来说，屯田就是把士兵与农民联合起来进行农耕，战时打战，闲时开垦荒地，解决军粮、军饷问题；屯田的组织形式有军屯和民屯，负责屯田的官员及有关人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等，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等。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边防供给，还可在市场出售。 汉代在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也增强了边塞的武备力量，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敦煌地区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农作物必须依赖引水灌溉方能生长。西汉政府在水利建设方面曾做了大量努力，动用大批劳力利用疏勒河和党河河水开渠引流灌溉农田，并根据不同地理条件，采取掘堰、筑堤、凿井等方式开辟水源和调节水量。汉武帝元鼎六年修建的马圈口堰就是敦煌最早的水利枢纽工程，在敦煌文书《沙洲都督府图经》(P.2005)中就有此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廿五里，汉元鼎六年造。 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 其山周回五十步，自西凉已后，甘水湍激，无复此山。”马圈口堰是党河进入敦煌绿洲的第一道拦水分水堰坝，地理形势重要，也由此可见西汉敦煌水利修治时间之早。

史料记载，汉武帝在徙民屯垦时都配有牛耕、耧犁工具，促使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具迅速传到边疆地区；在敦煌壁画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农耕工具和农耕场面。 经过西汉政府多年的经营，敦煌很快就发展成颇具实力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不仅自给自足，还有一定存余。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次西征大宛时，光敦煌一地就集中安排了6万士兵、10万头牛、3万匹马，及驴、骡、驼等数以万计奔赴前线。如果说敦煌的鼎盛时期是唐朝，那西汉王朝作为敦煌的开拓者更名至实归；没有汉武帝的放眼西域，就没有后来丝路上“华戎所交”和“咽喉锁匙”般的绚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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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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