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链接：《你所不知道的西千佛洞（上）》

到敦煌旅行，从市区往阳关玉门关雅丹一线，称之为西线。一路向西，在这条以历史循迹和地貌巡礼为主的经典路线中，很多人都会“忽略”一处石窟——西千佛洞。说“忽视”可能更为恰当，因为它隐匿在敦煌母亲河党河主流冲刷的崖壁上，也因为它现存规模很小，洞窟大都呈现残破之势……既然都参观过莫高窟，西千佛洞还值得去吗？

曾经，我也有过这样的偏见。第一次西千佛洞之行在八年前的秋天，和游学班的同学们走下大巴车，印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热烈的爬山虎，峡谷里潺潺的水声很是欢腾；无疑，这里返璞归真的自然环境令人印象深刻。但走进洞窟后，望见那些残毁的塑像、漫漶变色的壁画，还有塌落了一大半的窟顶，却有一种失望，老师的讲解也没怎么注意听就匆匆离开了。直到几年后，再次走进西千佛洞，我为当时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惭愧；因为它和莫高窟一样，需要你放下自以为是的认知，打开视角，慢慢读懂它。

人们常常混淆了敦煌石窟与莫高窟的概念。其实，敦煌石窟是一个整体，除了距离敦煌市区约25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位于瓜州境内的榆林窟、水峡口石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还有西千佛洞，这几个开凿时间背景不同、艺术特色鲜明的石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一个区域性石窟体系的璀璨魅力。因地处敦煌故城与莫高窟的西面，所以称为西千佛洞，它同莫高窟、榆林窟一起，被并誉为敦煌“三姊妹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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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听见“金戈铁马”的石窟

我查阅到1953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做的《西千佛洞的初步勘查》，关于这里周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溯源，老先生们是这样记载的——

西千佛洞，在敦煌县城西七十里党河主流冲刷的北崖上，那个地方也就是古道去阳关大道中间的一个休息站。从现在的敦煌县城出西门向南行约五十里到达石峨博，是在戈壁上矗立着的一个用土基与砖石堆叠起来有二丈余高像烽火台一样，有台阶可以上去的古代建筑物。据石室出土的寿昌县地志上所载：“破羌亭县东六十五里，前汉破羌将军辛武贤败破羌戎，于此筑亭，故曰破羌亭。”这个位置在寿昌城东约六、七十里、孤立在沙漠中惟一的古建筑物，很可能就是汉代的破羌亭。

经过石峨博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土屋，那就是从城里去南湖必须在那里休息打尖的南湖店。再走进三、四里，就可以看见在戈壁的边缘有两个可能是唐宋时代修建、现在已经残破了的塔婆，西千佛洞就在两个塔婆阙口的下面……

破羌亭，一个回荡金戈铁马之气的名字，很难想象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野中，曾铿锵屹立过，可它，如今在哪儿？和西千佛洞又有什么关联？

“破羌亭”的名字曾出现在敦煌悬泉汉简上，据专家考证，《汉书 ·百官公卿表》里有“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的记录，“亭”在汉代做“邮票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而根据出现的不同场合，破羌亭更近似《汉书》“列亭障”守边之亭的性质。藏经洞出土的几份文书中都有因破羌将军英武事迹于此建亭的相似记载，一直到唐五代时破羌亭仍在使用。

关于藏经洞文书中记录的“寿昌县”，也就是今天敦煌市阳关镇南湖乡。它在汉代叫做龙勒，属于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山，曾经还流传过一个神奇的传说；北魏正光六年（525）更名为寿昌郡，属瓜州管辖，到了唐代，寿昌县属沙洲，直到今天，依然能在阳关附近找到残破的寿昌县城城址。根据古代文书的记载，通过推算它的位置和距离东西的里数，破羌亭应该就是上述老先生们所指从敦煌县城去往寿昌县（今南湖乡）途中“打尖歇脚”的南湖店。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里仍然是敦煌城与南湖绿洲之间的行旅食宿之所，只可惜破羌亭早已随时光灰飞烟灭。

破羌将军又是何人？根据史料记载，他就是西汉宣帝时期的名将辛武贤，曾领兵征讨西羌，分立乌孙为大小昆弥两部，他两度到敦煌，驻屯于敦煌郡西境，其幕府很可能就在阳关、玉门关一带；想来破羌亭矗立在西望之处，应该也与此有关。披挂铠甲的英雄一路疾驰，朝饮悬泉水，夜沐大漠风，河西的军民一次次在风沙中面对溃逃的夷人，筑高了长城，也在万马奔腾的流水声中，凿下了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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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望尽“边塞离人”的石窟

西千佛洞的建造，无疑与这里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关。

这是丝路经由敦煌前往阳关的必经之路，河对岸是陡峭沙山，行路只能选择北岸。这里距阳关六十里之遥，恰好是古代所谓的“一站之地。”1945年，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从河西考察回来后，在他的《河西散记》（后辑录为《敦煌史地杂考》）中，也记录了他的西千佛洞之行——

“下午由王家乘骑西南行，十余里近沙山山麓。党河经而东流，逾通渭渠，入戈壁。戈壁高于地面者十余丈。由此西行，北望沙枣墩，历历在目，南遥瞩沙山，峰峦危峭，脊背如利刃，乘骑狂奔，驰驱于浩瀚无垠之沙碛中亦不觉天地之大也。行近30里，至石俄博。所谓石俄博者，即以石累成之石堆，高数十尺，东面有阶级可登，顶则无物。……今《敦煌县志》云：石俄博去城50里，似与此相近，则石俄博可能即汉破羌亭遗址。

过此不及5里腰店子，凡由敦煌城去南湖，俱于此为休息站，或止宿，或人马进中餐。至此即近党河，河床在地面下数丈，水流淙淙，声彻于耳。再行3里至西千佛洞，洞凿于党河河道之北崖，崖上即戈壁，上有二塔，若莫高窟大泉东三危山下之塔形，今已圮毁。沙崖为风雨所测蚀，沟壑累累，于等遂下骑牵马，由便道下崖，至西千佛洞。

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那些七十多年前记录下来的古老遗迹很多已难觅踪迹。有关西千佛洞的开凿年代并没有明确记载，最早文献资料仅见于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盗取的现编号p5034.残卷《沙州都督府图经》，有记龛之文：“右在县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像造一佛龛，百姓渐更修营……”据考证《图经》是五代人绘制，也有人认为撰于盛唐时期，可惜图已不存，仅有文字说明。“惟有北魏所凿数洞可据，则西千佛洞之创凿，最晚应与莫高窟同时。”（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从今天的现状看来，当年西千佛洞的规模一定不小，它东起南湖店，西至党河水库，东西绵延2.5公里，由于很多靠近河岸地段的洞窟都已经塌毁，原先曾经这里共有多少个洞窟，已是岁月之谜，但专家们都相信，西千佛洞与莫高窟的开创时间一定不会相差太远。

我们无法从这些资料中还原西千佛洞更多的尘封往事，但似乎可以想象那些充满历史感的画面：在一个个沙漠戈壁的夕阳下，一队又一队的商旅、僧人、各国使节接踵而来，在距离这里不到一公里的驿站停歇，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党水，明天，又该踏上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西行之路，未知远方会有多少艰难险阻，若归来，已不知何夕何时。想来，这样的情境下，在这里修建寺庙、开窟造像、礼佛还愿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曾经在洞窟里见到同一壁面上画面被分成几部分，不仅题材内容风格有差异，供养人像也画得高高低低，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答案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我脑海中竟然浮现了一个现代名词——“众筹”）……

看来，西千佛洞也算是这一路上西出两关的最后一站，这样的场景颇有些悲壮。难怪这里的日出日落有种令人瞠目的壮观，当你亲眼目睹那成片耸立的金色山崖，倒映在流动的水系中，在阳光下呈现出非比寻常的色泽与景象，它不像是在人间，而像是闯入了神的领地。你会感慨，古人在这里“渐更修营”，一定是心有深意的，不是吗？神在守护你，你还有什么可为远行忧心？

是啊，原来是佛祖菩萨按下云头，在这里落户。

沿着党河东流的方向，西千佛洞开凿在距河床底部近六米高处的砾石崖壁上，今天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仅16个洞窟，大都历经多次重绘形成了重层壁画，现存的壁画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回鹘等各个时期绘制。“1943年，张大千曾在此连同南湖店下边的3个一共编了19个洞窟，但事实上，这里原有洞窟的数目可能有30个左右，为什么现存这么少，主要恐怕是由于党河流水冲击崩毁的缘故。”（引《西千佛洞的初步勘查》一文）石窟旁，这条汉朝称氏置水，唐时叫甘泉，宋时为都乡河，元代蒙古语含义为“肥沃的草原”的敦煌母亲河，究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怎样的福祸相依？大部分时候，这里的河床里都有水，可水里已没有了咆哮之声，也没了即将西行无故人的哀婉之音，党河的流水变得舒缓，变得温柔，可在这溅落晶莹的水珠中，似乎隐藏着一个谜团。古时的西千佛洞，又是怎样的面貌，庄严、安宁，或者绚丽，将无数人的虔诚祈愿之心，密密麻麻地凿进这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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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调查研究西千佛洞并提出保护的人

如果要出一个问答题，“谁最早到西千佛洞进行调查研究”，估计99%的人都会答错；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瑞典生物学家毕尔格・布林（ Birger Bonin）。1929年3月，布林应邀参加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年6月中旬，布林等人准备从安西城出发，沿疏勒河到青海哈拉湖进行考察。在经过敦煌时，听当地人说在党河边放牧时发现了一个新的石窟，于是他便改变了线路，前往西千佛洞。布林到达西千佛洞后，进行考察活动并绘制了洞窟草图，拍摄了大量照片。关于这次考察成果，布林在1936年7月《哈佛大学学报》第一卷的亚洲专栏上，发表了题目为《西千佛洞新探》的初步考察报告。他的考察，主要是关于石窟位置、洞窟内容、周边地理环境等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早在近一个世纪前，这位外国人就对石窟的破坏和保护提出了深刻的认识——

“我希望，这种描述尽管有缺陷，但仍能引起人们对这些新发现洞穴的注意。它们很可能很快就会消失。这条河正在侵蚀悬崖，威胁着它们的存在。在大自然完成它的工作之前，人类将尽最大努力消灭那些被熏香熏黑的绘画，他们将被我看到的一位牧师用来打扫的硬扫帚所磨损，甚至那些绘画也将无法从中国人在新年时贴在墙上的红色纸片中得到保护。这种“待遇”已经留下了难看的痕迹。

而赫赫有名的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只是1908年在敦煌考察莫高窟期间，曾来过西千佛洞，也许他对这个河岸边的“小”石窟并不感兴趣，就没有过多停留。

在布林结束考察一年后，三位英国传教士曾在敦煌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听说在党河边上发现了新的石窟后，便前往探寻，并将此次西千佛洞的行程记录在1934年发表的游记《沙漠日记》（A Desert Journal：letters from Central Asia）中。虽然他们探访西千佛洞的时间要晚于布林，但是关于西千佛洞记录的发表却要早于布林的考察报告。《沙漠日记》一书中刊登了其中一些洞窟的照片，并提供了敦煌本地人最初发现它的一些细节。

国内学者中对西千佛洞的调研较早的则是张大千，1941年至1943年他在敦煌期间曾前往西千佛洞临摹壁画，并首次对洞窟进行编号整理，今天我们在洞窟参观时就可以看到他当年墨书留下的编号，以及在西千佛洞第8窟北壁上的大段题字。谢稚柳应张大千之邀于1942年前往敦煌考察，于1955年出版《敦煌艺术叙录》一书，书中记录他考察西千佛洞19个洞窟的情况，包括对每一个窟内的塑像尺寸、壁画内容、供养人榜题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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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老书新读：《敦煌遗书叙录》

从今天看前人研究石窟的视角、方法与态度

这是一本在《莫高窟内容总录》之前的“工具书”，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一样，成为我们了解上个世纪敦煌石窟最原始状态的第一手详细资料。虽然有些内容在今天经过专家学者的多次补充勘误，但早在七十多年前，一个完全没有现代研究技术工具的老学者，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地毯式“排摸法”，完成了包括莫高窟309个编号、西千佛洞19个编号、榆林窟29个编号、水峡口6个编号在内的大批敦煌石窟的测量、考察和记录，工作量之大，调查之热忱，治学之严谨，用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匠人精神”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谢稚柳先生在《敦煌艺术叙录》1955年初版后记中写道——

“我去敦煌，纯为研究壁画，因此记下了‘石窟叙录’。由于窟内的壁画错综复杂，很不容易记。一铺铺的‘经变’，记壁上的位置，还较容易，至于零碎一些的，就很觉难于明确。窟中的文字，如‘发愿文’、‘题记’、‘题名’等等，大半隐约不清，抄录颇难，谨慎宁缺，仍恐不能无错。当时自己最不满意的，是一些‘经变’、‘佛经故事’之类。由于我的不懂佛经，以及当时手边又无此类书籍，面对着这些题材的画，竟不知道是画的哪一故事。因此，只能笼统的记一下‘经变’或‘佛传图’而已。”

虽文字谦逊，以“笼统”概之，但细读这本《敦煌艺术叙录》，从历史、窟形的沿革变化，各个时代壁画风格及艺术特色，供养人的身世经历、发愿文、题记、题名的考证，壁画颜色的变化过程，壁画制作的过程等都做了详尽记录和研究，尤其是对敦煌藏经洞的记录，对今天的研究非常具有价值。谢先生离开敦煌之后，经过多年整理，先于1949年2月刊行《敦煌石室记》，在此基础上，又将其修订为“概述”，与“石窟叙录”一起，撰成《敦煌艺术叙录》，1955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经过两次再版，在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度重版。两个版本均在孔夫子旧书网有售，也推荐给大家一读。

那，西千佛洞石窟中究竟有什么？作为敦煌佛教发展的重要遗存，残存的16个洞窟里到底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西千”特色？

感谢您收听声音专栏《听见敦煌》，下一期，我们继续一起走进西千佛洞。

（本文部分素材参考自知网）

非常感谢两位好朋友协助一起查找老资料，还有西千佛洞的老师所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