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连接：《画家》

 一千多年来，古老的敦煌对中国现代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敦煌艺术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敦煌诞生了不少杰出的画家、艺术家，在今天很多的公共空间、艺术馆和画廊内，都能看到精湛的壁画临摹作品。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象现在旅游交通这样方便，从内地要去一趟西北的敦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就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批又一批艺术家和学者来到敦煌，潜心研究和创作。今天，我们就聊聊来敦煌画画并与敦煌结缘的艺术家们。

在那个时代，具有新思想的艺术家们对中国传统艺术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是明清以来的文人艺术那一条涓涓细流，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时接受外来的艺术，改良中国画就势在必行。但是，西洋绘画就一定适合中国吗？于是，一些有识之士率先访问中国西北部古老的文化遗存，包括敦煌、云冈、龙门等；这些古代的石窟艺术逐步向世人掀开神秘的面纱，终于大家认识到，除了那些文人趣味的书画之外，中国古代文明还有如此辉煌的宝藏。

大家知道第一位到敦煌临摹的画家是谁？并不是张大千。他叫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这位画家跟上海有渊源，青年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1938年，李丁陇一行10余人沿着唐玄奘取经的路线西行。他们到嘉峪关时，因气候恶劣，大部分人都知难而退了，只留下他和另一位画家，历尽艰辛，终于到达敦煌。那时的敦煌，还是荒无人烟的景象，我们从一些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莫高窟残破不堪的样子，很多洞窟都暴露在外面。就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李丁陇每天在洞窟里临摹壁画长达七八个小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八月的时间，完成了宏大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 

1939年8月，李丁陇回到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在当时引起轰动，特别是其中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产生了要去敦煌的打算。 

所以，第二位去敦煌临摹的画家，就是大家熟悉的张大千先生。他看到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展，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很多古代壁画，便产生了到敦煌探索古代绘画的想法，于是带着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等人向敦煌进发。他没有料到这里的壁画彩塑是那样的丰富和精美。对于宋元明清著名画家的真迹，张大千不知见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富丽辉煌、气势雄伟的古代壁画；他被敦煌艺术震惊和陶醉，于是，决定留在敦煌作长时期的临摹和研究。

在冯骥才先生的书上有这么一段——张大千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面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里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了不得了！比我想象得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的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就是7个月。在到达敦煌的初期，张大千还带领着弟子们清理窟内的流沙，为洞窟作了编号，并大致分出了洞窟的时代。

今天在莫高窟参观，你会发现石窟的编号有好几种。现在统一采用的是在洞窟门上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编号，还有两种墨书写的，一种是伯希和的编号，还有就是张大千当年的编号。在最初到敦煌临摹壁画的画家中，张大千是对敦煌壁画作了深入研究，然后再进行有计划临摹工作；从这点来看，他确实对不同时代的壁画有着深入的认识。

1941年，张大千临摹了第一批壁画临品，就托人带了20幅到成都开办“西行记游画展”。第二年初春，他又来到了敦煌，画家谢稚柳也被他动员来。谢稚柳在临摹壁画的同时，对石窟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张大千还专门到青海请了当地绘制唐卡的喇嘛来帮助他临摹壁画。实际上张大千的临摹小组跟古代画工的工作方法是一样的——由一个老师领头，弟子们分工合作；在关键的线描和色彩上由张大千主笔，而一些次要的填色工作尽可能让别人去做，所以他能在短时期内临摹出数量较多且画幅较大的临品。

张大千从十个方面分述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一、佛像、人像画的抬头；

二、线条的被重视；

三、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

六、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画坛了。

张大千采用的临摹办法是尽可能地复原壁画的原貌。他根据自己对壁画的考察和推断，按照自己认定的壁画“原貌”来恢复那些绚丽的色彩，其中免不了有不少主观性，而且，在不少临摹品中，也可看出具有张大千自己的画风，如一些菩萨画像，带有文人画的趣味。但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的临摹复制，并在内地进行广泛的宣传，张大千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临摹的方法和对洞窟的破坏，也不能否认——所以，需要客观地评价这位画家和他的作品。 

1940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任团长。从1942年5月到1943年5月，考察团成员分两个阶段在敦煌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考察；除了临摹壁画，还对洞窟进行考古性记录，拍摄壁画照片，对历代供养人题记和一些碑刻文物进行记录，对敦煌周边文化遗存也进行了调查。因此，这个考察团的工作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美术方面的，也有考古学方面的拓展，王子云也被誉为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王子云和考察团于1943年10月在西安举办 “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盛况空前，当时的媒体报道，三天之内参观人数“逾十万”，并引起了艺术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以何等惊喜的心情来朝圣敦煌艺术；这种对敦煌艺术的认识，在那个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

到了1944年，经过广大学者、艺术家的呼吁，并由常书鸿先生等人实地调查、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直属当时的教育部。它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正式开始受到有计划有目的的保护和研究。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今天，当我们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的办公区常书鸿先生塑像和位于窟区的常先生故居前，我们瞻仰并向这位敦煌守护神致以最深沉的敬意。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无论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常书鸿先生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守护神。

这种文化的魅力和责任感吸引和感召了一位又一位画家、雕塑家和研究者、保护者，在随后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人来到敦煌，守望敦煌，并在这片艰辛又寂寥的土地上，创作和传扬着丰富又瑰丽的“敦煌艺术”与“莫高精神”。

敦煌是一片有神奇能量的土地，越走近她，我们就会更清晰地感受她特有的美，并心甘情愿地走入她的世界，与她合为一体。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感谢无数前人的付出，把敦煌的文化艺术和精神内涵发扬传承至今。

我是杨婕，感谢您收听我的声音专栏《听见敦煌》。我们下一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