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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位于大足东北约15公里处的宝顶山，是中国石窟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这座开凿于南宋时期的石窟，连缀起西域丝路上的众多重要遗迹，书写出一部完整而恢弘的中国石窟史。在这处深藏于西南丛林间的石窟内，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信仰完全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石窟的面貌。1986年，邓小平在参观宝顶山时感慨：“这完全是中国的了。”

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宋时期，经历了其间一千多年的流传与演变，中国工匠雕凿出充满世俗韵味和人文光彩的宝顶山石窟，佛教中国化与石窟中国化的漫漫征程，终于抵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终点。

一颗唐代的种子

在关于宝顶山开创史的诸多论述中，都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其第一位，是四川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柳居直。唐大中九年（855年），柳居直出生于佛风浓郁的乐山。此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刚刚经历了会昌年间（840年-846年）的武宗灭佛运动，大量恢弘的寺院毁于一旦，重要的寺院收藏、佛教经典也随之灰飞烟灭，佛教在中国北方的信众基础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佛教之重要一部分的密宗，也在武宗灭佛时期受到严重影响。从“开元三大士”来华传道以来，“唐密”就成为流行于首都长安以及圣地五台山的重要流派。当年日僧空海入唐，即师从于不空的弟子惠果，回国后创建“东密”，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TIPS：开元三大士

唐朝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637年-735年）、金刚智（669年-741年）、不空（705-774年）相继来到中原传法，在长安的大兴善寺翻译了大量的密宗经典，开创了汉地密宗，又称为“唐密”或“中密”，与流行于青藏高原一带的“藏密”相区别。

空海带回日本的“东密”蓬勃发展至今，但作为惨淡对比的是“唐密”的命运：在会昌以后，“唐密”失去了李唐皇室的支持，由于密宗的传法需要复杂的坛城布置以及仪轨，其发展终于陷于停滞。但幸运的是，在偏居一隅的四川盆地，密宗的信仰仍然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柳居直自立本尊，在新都弥牟镇建立了密宗道场，并逐渐成为全川的密宗传道中心，柳居直也被信众称为“柳本尊”。

而放大至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尺度内，改变了唐朝国运和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于更早的时候便已经按下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迁移的按钮，来自中原地区的大量文人、僧侣、工匠向南迁徙，其主要目的地就包括了享受了相对安宁的四川盆地。

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是深刻影响中国佛教重心所在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柳居直埋下密宗种子后的两百多年后，另一位关键人物赵智凤（1159年-1249年）也抵达了新都弥牟，密宗的信仰从此深植于这位大足人的内心。他16岁即学法柳本尊教派，在他返回大足后的七十年时间中，以毕生精力经营出一个煌煌不让中原的宝顶山，“声势之盛轰动朝野”。

回望历史，这是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开元三大士”筚路蓝缕创建的“唐密”，早已在中原近乎绝迹，却在远隔大海的东瀛盛行。而作为“唐密”本土的中国，其流传历史在会昌灭佛后转入地下，早已漫漶不清，作为川地密宗信仰开创者的柳居直，其生平记叙即不见于正史。在远离了主流视线的注视以外，时隔数个世纪以后，宝顶山却在赵智凤的推动下横空出世。一颗早在唐代埋下的种子，在南宋时才终于盛放。

北大教授阎文儒曾经称赞“中唐以后四川石窟居全国之冠”，正是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背景变迁中，巴蜀地区涌现出大量极富地方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石窟，并最终造极于南宋之世，造极于宝顶山石窟。

窥见密教之光

宝顶山石窟主要由大佛湾、圣寿寺、小佛湾等几个部分组成。与如今游人辐辏的大佛湾相比，目前仍未对外开放的小佛湾更似“养在深闺人未识”，却是我们了解宝顶山石窟营造的重要通道。

小佛湾的规模不大，其主要建筑仅是一座设有单檐歇山顶的宋代石坛，面阔五间16米，进深11.8米。正是在这并不宽阔的空间内，有几处颇为重要的石窟案例。

第一处，就是在南宋圣寿本尊殿遗址内还保存着绍兴十年（1140年）所刻的《唐柳本尊传》碑，这是我们了解柳本尊为数不多的几处重要遗迹之一。如前所述，柳本尊是巴蜀一带密教的开创者，南宋赵智凤即师法柳本尊教派，而密宗尤其重视师承，在这样一处被统一设计的大型石窟之内，出现柳本尊的形象，固然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

《唐柳本尊传》碑的碑文已经难以识别，好在清人对其已有著录，现存的柳碑研究多会参考清代《金石苑》中的底本，碑文凡2796字，记载的主要是柳本尊的传教始末。这一南宋时期的碑文，虽然已经距离柳本尊的年代已有约两百年，但由于柳本尊生平缺少相关的正史记载，是研究唐宋时期巴蜀地区密教史的重要物证。

柳本尊的生平故事以一种更为具象生动的方式呈现在这片空间之中——在小佛湾的5号窟内，在民间广为流行的“柳本尊十炼”通过雕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十炼”，是指柳本尊在传道过程中，通过炼指、炼踝、炼心、舍臂等十种方式来供养诸佛、解救众生苦难。在密教之中，这种看似颇有些血腥的“自残”往往被视作信仰忠诚的一种标志，也正是这些独特的修行方式成就了密教神秘晦涩的观感。

但追溯至宋代，所谓的“密教”并不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信仰，通过赵智凤长达七十年的苦心营造，以宝顶山作为代表的密教道场，不仅仅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信众，甚至获得了中央政权的重视。

南宋皇室重视佛教发展，因而在首都临安及周边一带，有“五山十刹”的皇家寺院群落，其中的“五山”之一宁波阿育王寺即以释迦舍利宝塔而闻名，其中埋藏的就是佛祖舍利。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宋宁宗将宝塔迎入禁中供养，并以此刻成《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将其赐予小佛湾。如今，宋代皇室内的舍利塔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这幅记载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刻图，仍然保留在5号窟毗卢庵的背面。

宝顶山历史的“高光时刻”旋即到来，宋宁宗将这样的刻图敕送宝顶山，无疑成为了来自官方的有效背书。嘉定年间，兵部侍郎杜孝严、太常少卿魏了翁都曾礼拜宝顶山并留下题榜，这也成为地方官员及百姓支持宝顶山修建的重要动力。因此，宝顶山虽然起初脱胎于赵智凤一人的努力，但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也已经融入了一些官方的色彩。

从小佛湾本身的内容造像、布局结构可以了解到，这处石窟本身就是为了密教徒修行、观想而设置的曼荼罗。而毗卢庵的案例也得以牵引出宝顶山石窟的重要属性：在题材上，这是中国的石窟史上颇为重要且完整的一处密宗道场，并经过了统一的布局与设计。这处规模形制并不大的小佛湾，即是这一道场的内院所在，亦成为大佛湾中不少作品的蓝本。

TIPS：曼荼罗

梵语Mandala的音译，意为坛场，是密教中修持能量的场所。

迈入俗世的生活

每一个初来大佛湾的旅行者，都会被这里摄人心魄的气势和目不暇接的石刻内容所震撼。这处庞大的石刻造像群几乎不同于任何我们熟悉的大型石窟，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审美趣味和哲学取向上充满了来自儒、道的广泛影响，而在题材的选取上更透露出浓郁、鲜活的世俗韵味。

与石窟鼻祖阿旃陀类似，大佛湾也处于一个U型的山谷之中。在长达约500米的崖壁上，共有石窟31个，造像数千尊，成为一处题材广泛的“世俗生活画卷”。

宝顶山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三教合一”的独特创造。

回顾赵智凤的生平，他出生于大足的一户平民之家，在五岁时即出家为僧，《曹琼碑》上记载他“奉母最孝”，这一来自儒家思想的品质成为了宝顶山石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母题。因此，初入大佛湾的旅行者，很难不被位于大佛湾北岩15号窟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图》所吸引。

这铺高约7米、宽约14.5米的石窟画卷，上层以七佛为主题，下层则以“父母恩重”为核心思想，展现了从夫妇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到远行怀念、究竟怜悯的人生历程，其表现充满了东方式的亲情感怀。颇具中国特色的一恩是“伪造恶业恩”，意为父母需为子女筹办婚事而不得不宰杀牲畜，为了子女幸福而承担佛教中的恶业，这也成为了“父母恩重”的一部分。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的融合与妥协，这样的恩情可作为鲜明的例证。

可见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与早期的佛教有了显著的差别——在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中，有不少关于他放弃世俗的家庭生活、进入丛林苦修悟道的故事，在早期的佛教思想中，放弃世俗羁绊、一心向佛无疑是证明虔诚信仰的重要依据。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最为“水土不服”的特性即在于，这般“抛家弃子”的修行方式，显然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重视亲情人伦的土壤发生不可弥合的龃龉，也正是因此，在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逐渐吸收了儒家中的人伦理念。

从东晋以来，佛经的大量翻译引入，导致了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逐渐凸显，佛教在这个过程里开始了它在中国的改造。但直到唐代的中后期，仍有不少佛道论战的案例，武宗灭佛更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入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想才逐渐成为主流，“援佛入儒”、“儒道契合”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理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而对佛教而言，在实际的传道中，“孝”本是最难逾越的门槛。因而在宋代以后，“孝”这一典型的儒家思想也被吸收为佛教的理念，持戒与行孝不再冲突，这一曾经导致儒释之间激烈论战甚至冲突对抗的核心关切，终于被“弘孝于梵业”的理念所弥平，这也成为佛教理论建设的重大突破。

与15号窟题材类似的，还有同处于北岩的17号窟《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图》。与15号窟的“人间题材”不同，这一窟将孝与报恩的故事直接嫁接到佛祖的生平之中。两旁的题名从“六师外道谤佛不孝”至“大孝释迦佛亲担父王棺”，佛教中国化的努力由此亦可见一斑。

这一远离人间烟火与俗世生活的宗教，起于恒河平原的森林原野之中，远播中国约一千余年后，终于基本完成了它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与儒、道思想在深层次上的融合，正是宝顶山诞生的思想史背景。

而与“报恩”这样正向积极的宗教手段对比，宝顶山也不乏“恐吓”性质的内容。在15号窟的父母恩重画面之下，即有对不孝之人的地狱惩罚。而在不远处的20号窟中，工匠们也着力表现了一个悲惨恐怖的地狱形象，以地藏的巨像为主尊，其下的内容则是极为生动惨烈的《十八重地狱变》图。

无论是孝道的宣扬还是地狱的恐吓，大佛湾北岩的几处作品，无论其思想还是表现，都有着极其浓郁的世俗味道。迈入俗世的生活之中，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在宗教与俗世之间试探出一种广泛的平衡，正是这一中国化进程里的重要任务。

上朝峨眉，下朝宝顶

巴蜀为崇佛之地，普贤道场峨眉山名列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地处大足的宝顶山，也能因为这里密集的石窟造像而备受尊崇，民谚有云“上朝峨眉，下朝宝顶”，即是对这一崇高地位的最好说明。

而在奠立宝顶山可与峨眉并称的过程中，大佛湾南岩上两个最具知名度和艺术价值的洞窟功不可没，它们分别是8号窟千手观音以及29号窟圆觉洞。

千手观音是密教信奉的主尊菩萨之一，从唐代时开始出现，在同属大足的北山石窟也可见到同一题材的作品，但世间现存最精美的一处，无可疑议地是宝顶山8号窟。这是南宋晚期宝顶山石窟的重要作品，清人亦曾为其加盖了外檐。与一般千手观音仅仅以数只或数十只手的形象以做虚数不同，宝顶山8号窟的千手观音极为富丽壮观，在广达88平方米的岩壁上，位于正中的观音菩萨果然伸出了千手千眼，以千眼观世间一切声音疾苦，又以千手扶助众生脱离苦难，俯身在如此法力无边的菩萨心肠之下，自然成为朝拜宝顶的主要目的。

关于“千手”的数量，也有一桩有趣的公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尊千手观音究竟有几只手都是未解之谜，直到17世纪时有僧人为其重上金箔，每为一只手贴金，就丢掷下一根竹签，才藉此最终数清共有1007只手。而在2007年时，因为一根手指意外脱落，千手观音因此迎来了长达8年的漫长修复，也正是在这一次最大规模的维修中，“千手”的数量再次被厘清，并被确定为830只手。

另一处代表作品29号窟圆觉洞位于南岩西端，这是宝顶山石窟中罕见的洞窟形制，也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洞窟，被宋人称为“报恩圆觉道场”。圆觉洞的主尊为三身佛：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报身佛阿弥陀佛和应身佛释迦牟尼佛，洞厅的两壁为十二菩萨，在洞厅中央处有一尊跪姿菩萨，其表现的正是《圆觉经》中十二大士“次第问法”的场景。

TIPS：圆觉经

为大乘佛教中的重要经典，主要讲述了佛向十二菩萨讲经说法、回答提问的过程。

和观世间一切疾苦、救苦救难的千手观音相比，“觉”显然是一个更指向内在证悟的佛教概念。在佛教思想中，“觉”的层次多有不同，自我的觉悟、帮助他人觉悟都是较低等级的“觉”，而最高的一种被称为“圆觉”，即为“觉行圆满”。

圆觉洞高超的营造技巧尤其体现在对光线的运用上，前壁的天窗漏出一线天光，正好能投射在问法大士上，佛教义理的精微深奥，正好与这恰到好处的自然光线遥相呼应，更营造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宗教体验。

如果说千手观音是诉诸于外，圆觉洞更是求诸于己，外向与内向的两种理念，正是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和精神——一方面，佛教不断在中国的土壤中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也始终不曾迷失其通过修炼、证悟来寻求的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