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 穷游锦囊 - 大五台山 」，请勿转载。）

推开佛光的殿门

在关于重新发现佛光寺的历史论述中，梁思成的日记总是标记着今天我们认知佛光寺的起点：“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

这是千年之后，佛光寺重新回归学界视野的第一眼。也是建筑学者终于发现佛光寺的第一眼。

1937年的6月底，正是在这样一个十足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梁思成第一次来到了佛光寺。此后故事中的诸多细节，很多建筑爱好者都能如数家常。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论断终于画上句号。熠熠生辉的佛光寺，从此成为亚洲土地上最震动人心的文物史迹，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要的建筑史，也决不能省略佛光寺的篇幅。

而超脱于建筑本身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之外，仅仅数天之后，北平爆发卢沟桥事变，更将这一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投掷到一个更为宏阔、更为庞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这座恢弘、雄伟的唐代巨构，从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充满暗喻的符号，中日之间的学术较量曾因这样一座建筑而发生戏剧性的扭转，而掺杂了政治角力、民族情感等诸多因素在内，佛光寺汇聚了历史的无数涓涓溪流，成为一片至今仍探索不尽的汪洋大海。

如果重新回到发现佛光寺的那个瞬间，当梁思成、林徽因行走在五台山的怀抱中，登上佛光寺的台阶，眼见殿门缓缓推开，在幽暗中迸射出千年尘土也无法掩盖的辉煌光彩，本身亦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双关，建筑与民族都深处苦难之中——山雨欲来，时代剧变，也正是这一瞬间，光芒从殿门的缝隙涌入。

梁思成在他厚厚的日记里，记载了无数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时刻——但没有哪一个时刻可以与这一瞬间相比——佛光，又不止是佛光；建筑，又超脱于建筑；时代，又不局限于时代。

从伯希和到林徽因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这次五台之旅，来得并不寻常。起初，他们计划要去敦煌，但因为时局紧张，陕甘一带若没有军事部门的许可则难以通行，他们只得更换目的地。在这一次“缩水”的考察旅行中，梁林二人从北平出发，南下抵达正定，又西行进入太原，然后折向东北，进入五台山区。

他们此行的最重要目的，是想要寻访五台山地区的古代建筑。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林二人已经走访国内上百个县市的1800余座古代建筑，却始终未能发现唐代木构的踪影。梁思成对唐代建筑的关注其来有自：1932年，他写作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文中他即有对唐代建筑的憧憬与推论，“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也正因此，梁思成很早就注意到了此行错过的敦煌石窟。“既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敦煌壁画，因地方的偏僻和气候的干燥，得千年余岁，还在人间保存……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就在此。”

梁思成了解敦煌石窟，其最重要的资料来自法国的伯希和。1906年6月，伯希和一行从巴黎出发，经由莫斯科和中亚辗转到达喀什，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对中国的新疆、甘肃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伯希和本身精通汉学，与丝绸之路上大多数以“探险家”（比如先于伯希和抵达敦煌的斯坦因）为背景的考察队不同，他22岁时就曾到过北京，见识过义和团运动；25岁，将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翻译为法文；28岁，即率队开启了这次考察。

所以，当伯希和于1908年终于抵达敦煌时，他能使用流利的汉语与王圆箓交谈，并用了三周时间精心拣选了两千余卷藏经洞经卷带回法国，因此后人总是熟知他“劫掠者”的身份，却对他的“学者”角色了解无多。在敦煌期间，伯希和拍摄了莫高窟的诸多洞窟，并最终结集出版——这成为了梁思成发现佛光寺的重要契机。

梁思成很有可能是通过北平的营造学社了解到伯希和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其中61号洞窟中的《五台山图》标明了唐末五代时期五台山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分布。“大佛光之寺”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他通过中国强大的地方志书体系了解到佛光寺的大致历史：始建于北魏，毁于会昌法难（845年），但在仅仅12年之后又得以重建。

经由伯希和的摄影镜头，梁思成直奔佛光寺而来，并终于有了文首那记录在日记中的一幕。

在熟知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看来，佛光寺当然唐风浓郁。但要判定建筑的具体年代，只有风格并不足以下定论。几天以来，梁林二人攀上爬下，忙着对建筑进行测绘、摄影和记录，但对于真正确认一座建筑最重要身份信息的题记却始终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远视眼的林徽因望见大殿的梁下隐约存有墨迹，但因为附着了一千多年的尘土，辨别不清，只能进村找人帮忙。等到七手八脚搭好梯子，又是林徽因爬上去验视，还特地叫梁思成撕了床单，浸水擦拭尘土。擦拭时隐约显出字迹，水干以后又难以判读，这使得识别题记的工作非常困难，最终识读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

这一发现得以与佛光寺东大殿前的经幢题记相对照，并十分精确地将建筑年代定位到了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成为当时已发现的木构建筑中毫无疑议的最古老者。

从伯希和到林徽因，在他们为今日公众熟知的身份之外，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汉学家，一位是极能吃苦、极有魄力的女建筑师，在重新发现佛光寺的过程中，后人往往忽略了他们细致的工作、超凡的品性所奠立的坚实基础。而从宁公遇到林徽因，佛光寺蒙上如此强烈的女性色彩，在千年历史的两端，一位出资建立了佛光寺，一位则为之褪去了历史蒙尘。唐代木构的真容从此显现，但梁林二人未及从发现唐构的兴奋中平复，卢沟桥事变爆发，数月之后，他们便随着迁徙的人潮，开始了战时的流亡生活。

唐风吹拂五台山

今天我们重新观看佛光寺，仍要为它的雄伟气魄所倾倒。后人总结佛光寺东大殿的最重要价值，归纳为建筑、雕塑、壁画、题记等“唐代四绝”。

首先，我们可以从题记和雕塑中来重建佛光寺所处的时空背景。

林徽因所发现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题记，点明了修建佛光寺的缘起。比对《旧唐书》的记载，在唐大中年间之前去世、王姓、官至右军中尉的人，只有一位宦官王守澄。从元和年间以来，他一直是宫廷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参与了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最终因为营私弄权而于大和九年（835年）被赐死，他的形象没有出现在佛光寺中，但却是最重要的“功德主”。

同在题记中出现的“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表明了修建寺院的经费来源。但宁公遇仅仅是一位“送供者”，也许暗示着修建佛殿的资金也许来自王守澄的遗产。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殿的南梢间保留有一尊中年妇女塑像，推测年龄为45至50岁，这是宁公遇的等身像——历史学家推测，王守澄被赐死时的宁公遇只有25岁上下，因此有推论宁公遇也许是王的妻子或养女。当年林徽因在调查佛光寺时，被一千多年前的寺院建筑、重建历史所感动，亦曾感叹愿意为自己塑一尊造像，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

而东大殿内的题记并不只有这一处，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参与重建佛光寺的人们的身份：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命名检校部工尚书御史大夫、代州都督供军使、泽州曹参军、河东监军使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佛光寺的重建，绝不是单纯的民间行为，必然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乃至皇家背景。唐宣宗李忱便有所评论，“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这一背景被投射到建筑设计中，也就不必讶异为何佛光寺明明远离五台山的宗教中心台怀镇，却能拥有中国古建筑中等第最高的庑殿顶。

包括偏居一隅的宁公遇造像在内，东大殿内保存了34尊唐代彩塑，是现存最完整、壮观的唐代彩塑群。佛坛上供奉的三尊主尊佛像分别为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这样的佛像设置与我们熟知的“横三世佛”或“竖三世佛”的体系都有所不同，是相当少见的组合。除了“横竖共享”的释迦牟尼佛外，阿弥陀佛来自“横三世佛”，弥勒佛来自“竖三世佛”，这也被认为正处于净土宗流传中“新三世佛”的阶段。有唐一代，阿弥陀信仰与弥勒信仰十分流行，佛光寺的这一组合也成为生动的例证。

佛像两侧分别供奉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来自“华严三圣”的题材。佛光寺作为中晚唐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塑像风格更趋近于柔美、秀丽的“周家样”，似乎从著名画家周昉的笔意中获得灵感，衣裳“劲简”，色彩“柔丽”。但可惜塑像经过后世的历代重装，在色彩上已有大的改变，局部的造型和相貌上也未能保持唐代原貌，但整体上仍然保留着唐代的格局和审美趣味。

佛光寺的建筑上遍布彩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阑额上的“七朱八白”，以极为简练的形式作为建筑装饰，用于模仿重楣之形制，更可与后世的建筑全书《营造法式》相呼应，是非常珍贵的实例。

最后要提到的东大殿建筑，是现存唐代木构中最大、最辉煌的一处，无论是南禅寺还是广仁王庙，在体量和建筑价值上都远不能与佛光寺相提并论。然而如此重要的一座建筑，却曾经被日本著名的建筑学家关野贞所忽略，他在从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处获得佛光寺的9张照片时，也只是注意到了殿内的佛像，“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关野贞从未到访过佛光寺，他对寺院的了解全基于那几张主要关于经幢、佛像的照片，建筑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无怪乎他遗憾地错过了这座宏伟大殿。

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斗拱规模极为宏大，承托起了深达4米的出檐。大殿的内部，一圈内柱切割出了中央的佛坛区域，环绕四周的外围则是礼佛空间。1980年代，又在东大殿的大门上发现了唐代的游人题记——连木门都是唐代的原装，开合一千余年服务至今，东大殿作为唐代建筑，其原真程度之高可谓观止。

从造像上看，会昌法难前的佛光寺是一座典型的净土宗寺院，主要建筑亦为弥勒大阁。而当时的台怀以禅宗信仰为主，因此“非主流”的净土寺院被安排到远离台怀的山间，柴泽俊先生便认为是与当时的宗教派系有关。也正因此，佛光寺真的地处梁思成猜测的“穷乡僻壤”，远离了主流视线的注目，因而得以幸运地躲过战争及后世的翻建，“香火冷落，寺僧贫苦”，反倒为我们完整保留了唐代的原貌。

遥相呼应的，在195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就在佛光寺所在的五台县，在距离台怀更远的乡间又发现了另一处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大殿。当年梁林二人与之擦肩而过，成为了历史埋藏的一颗小小彩蛋。五台山成为了中国保存唐代建筑最多的地区（总共也只有三座半），南禅、佛光交相辉映，是为中国建筑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中国第一国宝”

考察过众多古代建筑的梁思成，盛赞佛光寺为“中国第一国宝”，绝不是信口开河。佛光寺远不只东大殿这样一座明星建筑，在现存的整体寺院格局中，收纳了太多重量级的文物建筑。“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

佛光寺的山门建于清代，已是整个建筑群中极为年轻的一座。而进入山门之后，位于庭院中央的是一座建于乾符四年（877年）的唐代经幢，高约4.9米，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唐代最流行的经幢内容。另外，在东大殿外的平台上还保留了另一尊唐代经幢，高3.24米，上刻有《陀罗尼咒》。这尊经幢上的落款可以比对东大殿内的梁上题记“女弟子宁公遇”，东大殿的建筑年代最终在这里得到确认。

庭院北侧的文殊殿，其体量与东大殿相当，为一座规模庞大、面阔七间的歇山顶建筑。文殊殿建于金代，殿内佛堂有7尊塑像，正中的骑狮文殊菩萨像是金代的雕塑原作。东西北三面墙体上，原有五百罗汉彩绘，现存其中的245尊。

文殊殿是金代木构的代表作之一，也体现了当时最流行的减柱法：在这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庞大建筑内，仅仅只使用了四根立柱——而近似规模的东大殿，则有立柱12根。文殊殿可谓是我国古建筑中减柱法的登峰造极之作，提供了更为宽敞、完整的室内空间。

在梁思成发布《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以下简称《佛光寺》）一文时，还附有一个副标题《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其中最古老者就是位于东大殿南侧的祖师塔，这是国内仅有的两座北魏石塔之一，其形制更是仅见的孤例。这座古塔能在轰轰烈烈的会昌法难中“独善其身”，本身已是奇迹，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佛光寺早已灰飞烟灭，这座祖师塔成为“老佛光寺”的唯一见证。

在佛光寺被发现七年之后，南面仅仅数公里处的豆村成为日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彼时梁思成正在写作《佛光寺》一文，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对这唐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但这座千年古刹又一次得到佛光庇佑，无毁于兵戎灾祸，屹立至今。

唐代，是中国历史、艺术的黄金年代。梁林曾经秉承着“无论美的精神多缥缈难以捉摸，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之信念，在大厦将倾、神州陆沉的前夜，发现这样一座美与实用并存的唐代建筑，真是辉煌又安慰的时刻，这一时刻串联起无数的时空节点，联结沟通成为一条朝圣之路，通向佛教的精微义理，通向工匠的得意匠心，通向唐代，通向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