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伊尔库茨克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太过遥远——西伯利亚列车要在路上马不停蹄地奔跑67个小时，我想我是不会想到要在这里停留。

       所以，因为行程紧凑，我只在哈巴罗夫斯克逗留了两日一夜——事实上这根本不足够。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阿穆尔斯基大街的林荫道上呆一整天，找个残缺的石凳，看着同样残缺的苏联旧式有轨电车穿过浓艳的秋色来到我跟前，然后驶过。一辆接一辆。

       而不是像现在，在青旅的大厅里捧着手机，在电视机闪烁光源的映衬下，百无聊赖地翻看那在午后拍下的有轨电车的照片。

       一张又一张。

       开往伊尔库茨克的火车在午夜23点49分发车。昨天在中央市场买绒帽时，好心的东北大姐一再叮嘱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碰到喝了酒的俄国人就没辙了。”

       可恨的是，深秋的哈巴罗夫斯克，还没到6点天色便开始转暗。这意味着，我想要避开喝了酒的俄国人，并安全地到达伊尔库茨克，入夜后就必须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青旅或者火车站或者不知道哪里的室内呆6个小时。

       17点。

       我有些害怕，所以我急匆匆地回到青旅，带着我的方便面。我煮了一壶热水，升腾的热气中，前台的俄罗斯男子依然沉默地看着手机。片刻后，他忽然像被惊醒的大鸟，穿上外套，快速夺门而去。

       18点。

       19点。

       20点。

       时间胶着难耐。

       21点。

       前台男子推门而入，屋内瞬间被伏特加的气味填满；他把外套和帽子整齐地挂在衣架上，然后倦鸟般蹒跚着向我走来——由此我确信他就是东北大姐口中的“喝了酒的俄国人”。

       喝了酒的俄国人并没有让我感到“没辙”。大概是想象到我的无聊吧，或者仅仅是出于酒精的催化作用，一直沉默寡言的他此时竟不停地比划着试着与我聊天，并教我一些魔术小把戏。譬如说怎样用一根牙签支起两把叉子，譬如说怎样将5卢布硬币变成10卢布硬币，譬如说怎样徒手变出一根香烟。技巧拙劣，但总算能将胶着得几近纠缠在一起的时间捅破。

       喝了酒的俄国人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名年轻女子，长发及肩，脸孔被无数的褶皱遮盖得暗哑无光。“我的家乡。我的太太。”他扬了扬照片，然后点起方才徒手变出来的香烟。问及关于妻子的更多和离开家乡的理由时，喝了酒的俄国人抿了抿叼着香烟的嘴，吸一口，然后将烟夹在手里缓缓取出。

       “She’s gone。”他说。

       22点。

       我还是决定告别喝了酒的俄国人，背上行李，提早穿过入夜后的哈巴罗夫斯克的街头，步行前往火车站。我开始怀疑好心的东北大姐欺骗了我，路上根本没有其他喝了酒的俄国人，甚至连行人也没有，只有那忽有忽无的小雨，在路灯下忽明忽暗地闪烁不清。我将绒帽往下拉，然后继续低头步行，但我依然看到远处火车站前哈巴罗夫铜像对我的哂笑——那是将中国的伯力易名为哈巴罗夫斯克的英雄。

       只不过英雄是属于俄国的。

       22点30分。

       半小时后，我踅进了哈巴罗夫斯克火车站。候车大厅的暖气很足，这使得进门后瞬间覆盖在眼镜镜片上的雾气久久未有散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场内清冷的氛围。候车的乘客并不少，都散落在各个区域的椅子上，低着头看手机，或者盯着天花发呆，或者啃食着热气腾腾的热狗。密闭空间中鲜有说话聊天的声音，气氛安静得诡异。偶尔对上他们的目光，彼此谨慎而警惕地相互打量一番，很快就把视线挪至别处。

       或者大家都因为将近凌晨而身心俱疲，也或者是在盘算着谁是“喝了酒的俄国人”吧。

       谁知道。

       22点45分。

       如果不是长着一副东亚面孔，我是不会留意到在中亚人群中的侯大哥的；同样地，侯大哥也不会注意到一个人站在窗台前整理行李的我——仿佛整个哈巴罗夫斯克就剩下我们两个东亚人。

       “中国人？一个人？到这儿旅行的？”侯大哥的口音和语速令我笃信他来自豪爽的东北。

       “对，去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

       “伊尔库茨克……那地儿不错，就是冷。我去双城子……哎，乌苏里斯克。中国人，以前咱们的地方，老是改不了称呼。”

       “你也是来旅行的？”

       问题冲口而出以后，我才注意到侯大哥鼓满行囊的用透明塑料片包裹整齐的大衣，这使我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当然了爽快的东北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细节。侯大哥边低头把衣袋里零碎的硬币整理到随身的零钱包里，边回答我，语气中带有一丝缥缈的叹气声：“拉生意的，但生意不好做呐，赚得少，想回去喽。”

       沉默半晌，侯大哥又问：“咋要坐火车？坐飞机不好？省时省事儿。”

       “我有铁路情结，一直想体验西伯利亚铁路。”

       片刻，侯大哥笑着回应我：“坐火车好呀，坐火车好。坐飞机那是咱们老人家的事儿啊。”

       23点15分。

       开往乌苏里斯克的火车在23点15分发车。送走了侯大哥以后，我跨过天桥回到一号月台候车——与国内不同，俄罗斯火车站的月台之间是可以自由走动的，我甚至可以在没有买票的情况下，走到俄罗斯任意一个火车站上的任意一个月台，去满足我的铁路情结。

       一号月台已经聚集了和候车大厅同样多的旅客。午夜的哈巴罗夫斯克，那么冷，他们不得不用不同的姿态来与之相抵牾。蒙古人种的俄国人烟瘾难耐，在火车进站前已陆续抽了三根、五根，也许更多；中亚面孔的俄国女人，一手环抱着她的小女儿，一手牵着她的儿子往车头方向小跑着，她们笑得那么开心，虽然她们看起来有些狼狈；那个皮肤白皙得明显不是来自这个时区的小伙，将自己包裹在耳机的旋律中，点着头打着节拍；躲在墙边的男人披着一件旧的厚长衣，衣服上的几个破洞在夜色下尤为刺眼，是我的错觉吗？他长得有点像歌手维塔利·弗拉达索维齐·格拉乔夫，但维塔斯应当不会如此失态地蹲坐在墙角蜷缩着。

       还有，还有我身边的一对中亚情侣，他们喃喃细语，他们在站台上牵手、接吻，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已经错过了一辆又一辆夜班火车。他们的笑容写满了幸福，像是久别重逢。

       月华溢出，流淌在站台，又漫到他们身上。

       23点30分。

       007次列车Sibir号缓慢靠站。身材臃肿的乘务员大妈略显吃力地走下车厢，目无表情地检视着每一位乘客的车票。车厢里的暖气同样很足，以致上车后我的眼镜又蒙上了一层熟悉的雾气。

       中亚男子赶在列车发车前最后一分钟上了车，他与我同车厢，睡在我斜对面的边铺下铺。他顾不上安顿行李，也顾不上擦除眼镜上的雾气。他拼命向车窗呵气，试图抹去玻璃上足以影响他们看清彼此容貌的那些该死的划痕。他抓紧时间，对着窗外的她做口型，说一些悄无声响的话语。

       那一刻，无声俄语是那么的优雅与浪漫。

       我忽然想起青旅里的那个喝了酒的俄国人，还有他妻子，虽然我永远不会知道他回答中的“She's gone”的确切意思。

       23点49分。

       列车与铁轨碰撞出“咔嗒”的声响，窗外的候车楼和站台，还有站台上那些送别的人们开始缓慢后退。微黄灯光下的车厢慵懒昏暗，但我依然留意到中亚男子眼角上一闪而过的反射的光。

       他们分离，但他们终将会再见，在下一个月华倾洒的月台。

       就像我还将会在漫漫长夜中摸黑跳上一架往西的西伯利亚列车，在下一个有“喝了酒的俄国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