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通往唐代的朝圣之路

佛光寺,通往唐代的朝圣之路

LukeLOU  ·  2019-01-13

(本文发布于「 穷游锦囊 - 大五台山 」,请勿转载。)

推开佛光的殿门

在关于重新发现佛光寺的历史论述中,梁思成的日记总是标记着今天我们认知佛光寺的起点:“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

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

这是千年之后,佛光寺重新回归学界视野的第一眼。也是建筑学者终于发现佛光寺的第一眼。

1937年的6月底,正是在这样一个十足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梁思成第一次来到了佛光寺。此后故事中的诸多细节,很多建筑爱好者都能如数家常。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论断终于画上句号。熠熠生辉的佛光寺,从此成为亚洲土地上最震动人心的文物史迹,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要的建筑史,也决不能省略佛光寺的篇幅。

而超脱于建筑本身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之外,仅仅数天之后,北平爆发卢沟桥事变,更将这一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投掷到一个更为宏阔、更为庞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这座恢弘、雄伟的唐代巨构,从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充满暗喻的符号,中日之间的学术较量曾因这样一座建筑而发生戏剧性的扭转,而掺杂了政治角力、民族情感等诸多因素在内,佛光寺汇聚了历史的无数涓涓溪流,成为一片至今仍探索不尽的汪洋大海。

如果重新回到发现佛光寺的那个瞬间,当梁思成、林徽因行走在五台山的怀抱中,登上佛光寺的台阶,眼见殿门缓缓推开,在幽暗中迸射出千年尘土也无法掩盖的辉煌光彩,本身亦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双关,建筑与民族都深处苦难之中——山雨欲来,时代剧变,也正是这一瞬间,光芒从殿门的缝隙涌入。

梁思成在他厚厚的日记里,记载了无数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时刻——但没有哪一个时刻可以与这一瞬间相比——佛光,又不止是佛光;建筑,又超脱于建筑;时代,又不局限于时代。

佛光寺东大殿外景

佛光寺东大殿外景

从伯希和到林徽因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这次五台之旅,来得并不寻常。起初,他们计划要去敦煌,但因为时局紧张,陕甘一带若没有军事部门的许可则难以通行,他们只得更换目的地。在这一次“缩水”的考察旅行中,梁林二人从北平出发,南下抵达正定,又西行进入太原,然后折向东北,进入五台山区。

他们此行的最重要目的,是想要寻访五台山地区的古代建筑。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林二人已经走访国内上百个县市的1800余座古代建筑,却始终未能发现唐代木构的踪影。梁思成对唐代建筑的关注其来有自:1932年,他写作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文中他即有对唐代建筑的憧憬与推论,“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也正因此,梁思成很早就注意到了此行错过的敦煌石窟。“既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敦煌壁画,因地方的偏僻和气候的干燥,得千年余岁,还在人间保存……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就在此。”

梁思成了解敦煌石窟,其最重要的资料来自法国的伯希和。1906年6月,伯希和一行从巴黎出发,经由莫斯科和中亚辗转到达喀什,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对中国的新疆、甘肃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伯希和本身精通汉学,与丝绸之路上大多数以“探险家”(比如先于伯希和抵达敦煌的斯坦因)为背景的考察队不同,他22岁时就曾到过北京,见识过义和团运动;25岁,将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翻译为法文;28岁,即率队开启了这次考察。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 图片来自 数字丝绸之路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 图片来自 数字丝绸之路

所以,当伯希和于1908年终于抵达敦煌时,他能使用流利的汉语与王圆箓交谈,并用了三周时间精心拣选了两千余卷藏经洞经卷带回法国,因此后人总是熟知他“劫掠者”的身份,却对他的“学者”角色了解无多。在敦煌期间,伯希和拍摄了莫高窟的诸多洞窟,并最终结集出版——这成为了梁思成发现佛光寺的重要契机。

梁思成很有可能是通过北平的营造学社了解到伯希和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其中61号洞窟中的《五台山图》标明了唐末五代时期五台山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分布。“大佛光之寺”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他通过中国强大的地方志书体系了解到佛光寺的大致历史:始建于北魏,毁于会昌法难(845年),但在仅仅12年之后又得以重建。

莫高窟61号窟 - 图片来自 数字敦煌

莫高窟61号窟 - 图片来自 数字敦煌

经由伯希和的摄影镜头,梁思成直奔佛光寺而来,并终于有了文首那记录在日记中的一幕。

在熟知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看来,佛光寺当然唐风浓郁。但要判定建筑的具体年代,只有风格并不足以下定论。几天以来,梁林二人攀上爬下,忙着对建筑进行测绘、摄影和记录,但对于真正确认一座建筑最重要身份信息的题记却始终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远视眼的林徽因望见大殿的梁下隐约存有墨迹,但因为附着了一千多年的尘土,辨别不清,只能进村找人帮忙。等到七手八脚搭好梯子,又是林徽因爬上去验视,还特地叫梁思成撕了床单,浸水擦拭尘土。擦拭时隐约显出字迹,水干以后又难以判读,这使得识别题记的工作非常困难,最终识读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

这一发现得以与佛光寺东大殿前的经幢题记相对照,并十分精确地将建筑年代定位到了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成为当时已发现的木构建筑中毫无疑议的最古老者。

从伯希和到林徽因,在他们为今日公众熟知的身份之外,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汉学家,一位是极能吃苦、极有魄力的女建筑师,在重新发现佛光寺的过程中,后人往往忽略了他们细致的工作、超凡的品性所奠立的坚实基础。而从宁公遇到林徽因,佛光寺蒙上如此强烈的女性色彩,在千年历史的两端,一位出资建立了佛光寺,一位则为之褪去了历史蒙尘。唐代木构的真容从此显现,但梁林二人未及从发现唐构的兴奋中平复,卢沟桥事变爆发,数月之后,他们便随着迁徙的人潮,开始了战时的流亡生活。

唐风吹拂五台山

今天我们重新观看佛光寺,仍要为它的雄伟气魄所倾倒。后人总结佛光寺东大殿的最重要价值,归纳为建筑、雕塑、壁画、题记等“唐代四绝”。

首先,我们可以从题记和雕塑中来重建佛光寺所处的时空背景。

林徽因所发现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题记,点明了修建佛光寺的缘起。比对《旧唐书》的记载,在唐大中年间之前去世、王姓、官至右军中尉的人,只有一位宦官王守澄。从元和年间以来,他一直是宫廷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参与了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最终因为营私弄权而于大和九年(835年)被赐死,他的形象没有出现在佛光寺中,但却是最重要的“功德主”。

同在题记中出现的“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表明了修建寺院的经费来源。但宁公遇仅仅是一位“送供者”,也许暗示着修建佛殿的资金也许来自王守澄的遗产。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殿的南梢间保留有一尊中年妇女塑像,推测年龄为45至50岁,这是宁公遇的等身像——历史学家推测,王守澄被赐死时的宁公遇只有25岁上下,因此有推论宁公遇也许是王的妻子或养女。当年林徽因在调查佛光寺时,被一千多年前的寺院建筑、重建历史所感动,亦曾感叹愿意为自己塑一尊造像,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

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

而东大殿内的题记并不只有这一处,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参与重建佛光寺的人们的身份: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命名检校部工尚书御史大夫、代州都督供军使、泽州曹参军、河东监军使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佛光寺的重建,绝不是单纯的民间行为,必然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乃至皇家背景。唐宣宗李忱便有所评论,“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这一背景被投射到建筑设计中,也就不必讶异为何佛光寺明明远离五台山的宗教中心台怀镇,却能拥有中国古建筑中等第最高的庑殿顶。

包括偏居一隅的宁公遇造像在内,东大殿内保存了34尊唐代彩塑,是现存最完整、壮观的唐代彩塑群。佛坛上供奉的三尊主尊佛像分别为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这样的佛像设置与我们熟知的“横三世佛”或“竖三世佛”的体系都有所不同,是相当少见的组合。除了“横竖共享”的释迦牟尼佛外,阿弥陀佛来自“横三世佛”,弥勒佛来自“竖三世佛”,这也被认为正处于净土宗流传中“新三世佛”的阶段。有唐一代,阿弥陀信仰与弥勒信仰十分流行,佛光寺的这一组合也成为生动的例证。

佛像两侧分别供奉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来自“华严三圣”的题材。佛光寺作为中晚唐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塑像风格更趋近于柔美、秀丽的“周家样”,似乎从著名画家周昉的笔意中获得灵感,衣裳“劲简”,色彩“柔丽”。但可惜塑像经过后世的历代重装,在色彩上已有大的改变,局部的造型和相貌上也未能保持唐代原貌,但整体上仍然保留着唐代的格局和审美趣味。

佛光寺的建筑上遍布彩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阑额上的“七朱八白”,以极为简练的形式作为建筑装饰,用于模仿重楣之形制,更可与后世的建筑全书《营造法式》相呼应,是非常珍贵的实例。

最后要提到的东大殿建筑,是现存唐代木构中最大、最辉煌的一处,无论是南禅寺还是广仁王庙,在体量和建筑价值上都远不能与佛光寺相提并论。然而如此重要的一座建筑,却曾经被日本著名的建筑学家关野贞所忽略,他在从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处获得佛光寺的9张照片时,也只是注意到了殿内的佛像,“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关野贞从未到访过佛光寺,他对寺院的了解全基于那几张主要关于经幢、佛像的照片,建筑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无怪乎他遗憾地错过了这座宏伟大殿。

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斗拱规模极为宏大,承托起了深达4米的出檐。大殿的内部,一圈内柱切割出了中央的佛坛区域,环绕四周的外围则是礼佛空间。1980年代,又在东大殿的大门上发现了唐代的游人题记——连木门都是唐代的原装,开合一千余年服务至今,东大殿作为唐代建筑,其原真程度之高可谓观止。

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

从造像上看,会昌法难前的佛光寺是一座典型的净土宗寺院,主要建筑亦为弥勒大阁。而当时的台怀以禅宗信仰为主,因此“非主流”的净土寺院被安排到远离台怀的山间,柴泽俊先生便认为是与当时的宗教派系有关。也正因此,佛光寺真的地处梁思成猜测的“穷乡僻壤”,远离了主流视线的注目,因而得以幸运地躲过战争及后世的翻建,“香火冷落,寺僧贫苦”,反倒为我们完整保留了唐代的原貌。

遥相呼应的,在195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就在佛光寺所在的五台县,在距离台怀更远的乡间又发现了另一处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大殿。当年梁林二人与之擦肩而过,成为了历史埋藏的一颗小小彩蛋。五台山成为了中国保存唐代建筑最多的地区(总共也只有三座半),南禅、佛光交相辉映,是为中国建筑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中国第一国宝”

考察过众多古代建筑的梁思成,盛赞佛光寺为“中国第一国宝”,绝不是信口开河。佛光寺远不只东大殿这样一座明星建筑,在现存的整体寺院格局中,收纳了太多重量级的文物建筑。“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

佛光寺的山门建于清代,已是整个建筑群中极为年轻的一座。而进入山门之后,位于庭院中央的是一座建于乾符四年(877年)的唐代经幢,高约4.9米,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唐代最流行的经幢内容。另外,在东大殿外的平台上还保留了另一尊唐代经幢,高3.24米,上刻有《陀罗尼咒》。这尊经幢上的落款可以比对东大殿内的梁上题记“女弟子宁公遇”,东大殿的建筑年代最终在这里得到确认。

唐乾符经幢

唐乾符经幢

庭院北侧的文殊殿,其体量与东大殿相当,为一座规模庞大、面阔七间的歇山顶建筑。文殊殿建于金代,殿内佛堂有7尊塑像,正中的骑狮文殊菩萨像是金代的雕塑原作。东西北三面墙体上,原有五百罗汉彩绘,现存其中的245尊。

文殊殿是金代木构的代表作之一,也体现了当时最流行的减柱法:在这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庞大建筑内,仅仅只使用了四根立柱——而近似规模的东大殿,则有立柱12根。文殊殿可谓是我国古建筑中减柱法的登峰造极之作,提供了更为宽敞、完整的室内空间。

金代文殊殿

金代文殊殿

在梁思成发布《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以下简称《佛光寺》)一文时,还附有一个副标题《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其中最古老者就是位于东大殿南侧的祖师塔,这是国内仅有的两座北魏石塔之一,其形制更是仅见的孤例。这座古塔能在轰轰烈烈的会昌法难中“独善其身”,本身已是奇迹,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佛光寺早已灰飞烟灭,这座祖师塔成为“老佛光寺”的唯一见证。

北魏祖师塔

北魏祖师塔

在佛光寺被发现七年之后,南面仅仅数公里处的豆村成为日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彼时梁思成正在写作《佛光寺》一文,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对这唐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但这座千年古刹又一次得到佛光庇佑,无毁于兵戎灾祸,屹立至今。

唐代,是中国历史、艺术的黄金年代。梁林曾经秉承着“无论美的精神多缥缈难以捉摸,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之信念,在大厦将倾、神州陆沉的前夜,发现这样一座美与实用并存的唐代建筑,真是辉煌又安慰的时刻,这一时刻串联起无数的时空节点,联结沟通成为一条朝圣之路,通向佛教的精微义理,通向工匠的得意匠心,通向唐代,通向历史本身。


#历史#建筑#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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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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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评论(7)

有什么想说的嘛?

HickeyHsui

想和你交朋友

2019-02-02 · 回复

旺财你不要跑

楼主好帅

2019-02-02 · 回复

Good丶man

哇,好地方

2019-01-25 · 回复

小二荡

喜欢这里,但更喜欢楼主

2019-01-25 · 回复

singlefinal1

楼主看背影有点帅!

2019-01-25 · 回复

narinoth

看完想再去一次五台山

2019-01-18 · 回复

酒星月

想去佛光寺看看~楼主带我飞

2019-01-16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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