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纪念馆载不动两份悲伤

步入“名字堂”前，Yad Vashem主馆关于大屠杀的图文介绍至以色列建国戛然而止，似乎是想用这久等的扬眉吐气为整个展览——哦，不，是为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最为沉重的苦难——画上一个如释重负的句号。至于犹太国的建立给原本世代居住在此的另一个民族造成的创痛与困扰……一个纪念馆显然载不动两份悲伤。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能令人满意的答案。尤其当你意识到，特拉维夫往南的两百公里之外，或是耶鲁撒冷往东的一墙之隔，在那高度4米至12米不等、总长超过六百公里的隔离墙和铁丝网围起的逼仄空间里，那悲伤至今仍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烧灼着、剧痛着。更让人沮丧和不安的是，不像被苦难牢牢绑定在一起的犹太民族尚能掷地有声地整理出这样一份统一而清晰的集体记忆，在以色列两侧的西岸和加沙，苦难的形状却如此涣散。除了疯狂的、飞蛾扑火般的恐怖袭击，竟没有一个像样点的地方可以温柔地收纳巴勒斯坦人的眼泪，罔论擦干眼泪后，冷静地求索苦难的终结。

可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世界上虽没有哪个民族的苦难能像犹太民族的苦难那样，汇聚成强大到可怕的身份认同的粘合剂。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多少在阿拉法特登台后，被凝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阿拉法特之于巴勒斯坦人，就像复国主义者之于犹太人：双方的历史功绩都在于把各自的民族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领向了政治和历史的最前线。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被切断了苏联和海湾国家这一财路、内部派系纷争又逐渐凸显的内忧外患之下，扮演好这一凝结着的角色却已然变得愈发困难。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拉宾和一个克林顿，等来了巴以和平进程历史性的突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这一宗教势力却接过了“抵抗”的“旗帜”——并继续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哈马斯”这一“外患”或许仍不时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但巴解组织及日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的腐败与官僚主义，虽有曝光，却远不像它革命浪漫主义的光鲜一面那般时常见诸报端。

阿拉法特于2004年病逝于巴黎，巴勒斯坦的苦难从此失去了它最为知名的代言人。2006年，“抵抗”事业“如日中天”的哈马斯赢得了加沙地区的选举，造成了巴勒斯坦至今仍未解决的事实上的分裂。失去了魅力领袖的法塔赫在阿巴斯时代的政绩完全乏善可陈。表面上看，巴勒斯坦终于成为了联合国的观察员，国际地位似乎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转换成巴勒斯坦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得益。不同派系的矛盾在失去阿拉法特这道调节之后愈演愈烈，以色列鹰派的定居威胁也仍隔三差五地此起彼伏。内忧外患之下，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在找不到出口的绝望中坠入极端主义的深渊。对此，阿巴斯政府非但未及时谴责与疏导，其党派反而靠赞扬这种极端主义做法来讨好民众的情绪，以避免或推迟迫在眉睫却注定更为艰难的内政建设与改革。于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巴以的矛盾仍是一道未解的不等式。

在新加坡久住的我禁不住感慨，半个世纪前，在阿拉法特的影响力尚如日中天的时候，聪明如他若能说服巴勒斯坦民众以及海外的巴勒斯坦难民接受尽管委屈却聊胜于无的领土建立巴勒斯坦国，再以哀兵必胜的决心与务实的经济政策投身国家建设，几十年后的巴勒斯坦是否有可能成为中东的新加坡？然而历史时机终究稍纵即逝，阿拉法特也毕竟不是李光耀。前者为人民选择了舞台和镁光灯，后者则选择了低调和汗水。李光耀是在新加坡模式大获成功之后，才因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独特判断而成了东西方各界人士的座上宾；而阿拉法特本人，则正是因其凌驾于工程师之上的影帝和商人的特质，才能让他从《纽约时报》到《花花公子》和《名利场》，纵横各路媒体头条四十余年。

这样想着，不禁对新加坡刮目相看：为促进不同种族的融合，新加坡规定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四到六人的竞选团队里除华人外，必须有印度人、马来人等少数族裔的代表。现在想来，这种深入最基层的利益平衡，远比黎巴嫩《国家协定》（National Pact）中总统必须为马龙派、总理必须为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必须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僵化规定高明得多。在分配祖屋（HDB，类似“廉租房”）时，对于楼层的居民分布也花过一番心思，以期各种族比邻而居、朝夕相处。我最初对这种social engineering不以为然，因为总感觉这更像是表面文章；对比了巴以和中东，才越发感叹让几个截然不同却又各自根深蒂固的“想象的共同体”在社群（而非个人）层面上情同手足、团结和睦是多么艰难的奢求。能在有限的接触下相敬如宾，或者哪怕狭路相逢时忍住杀红了眼的冲动而有所克制，已经是很难得、很值得骄傲的成就了。

可上述对比也不免让人追问，把一个民族的悲剧归咎于领导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比如认为制度对于国家发展更为重要的主要原因，便在于领导人或多或少受到任期限制，制度却可以超越任期而发挥作用。但制度毕竟是人创设的游戏规则。因此，即使是强调制度至关重要，也无法否认其尚未巩固完善时，领导人的远见与魄力便是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中流砥柱。比如光荣革命时期的威廉奥伦治、费城制宪会议中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或者德里制宪会议上的安姆贝卡尔（Ambedkar）。至于以色列早期的复国主义者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国父”之称号确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更何况，阿拉法特未能及时做到的那个假想中的妥协，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却在开国之初就切切实实地做到了。且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建国的诉求有三：在神应许给犹太人的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广袤土地上，建立犹太人主导的民主国家。然而联合国1947年11月的巴以分治决议许诺的土地，却只有“神的旨意”的一半。对此，自始支持“两国方案”的本古里安毫不畏缩地说服同胞接受从民主的犹太国家起家，把应许之地的春秋大梦留给后人。

或许只能说，妥协也好，不妥协也罢，领导人都反过来受限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而对于中东政治的大环境，用黎巴嫩政治学者Fouad Ajami的比喻概言之，就是从别人手里抢来鸡蛋后不仅立马生吞活剥，就连蛋壳也会被咬牙切齿地嚼得片甲不留。当然，把这一标签不加区分地贴给所有中东国家，而不看到其无论多么有限的政治进步，对摩洛哥、突尼斯诸国也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这一逻辑不断地蔓延在周边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仍对这两个民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以色列来说，这份影响为所有的阿拉伯邻国都涂上了一层穷凶极恶的嘴脸，强化了以“沙漠变绿洲”为荣、“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传统复国主义者极力想抹去的作为受害者的集体记忆。原本被视为耻辱的大屠杀记忆不仅从历史课本中活了过来，更是取代了基布兹而成为了身份认同的聚焦点。全民罹患被害狂想症非但没得到政客的阻止，反而被其推波助澜地加以利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一种病，反而还是一种解药，至少能暂时性地延缓领导人对是否应该进驻西岸加沙，还是该与巴方和解这种复杂问题的艰难抉择。甚至在和平进程开启多年后，这种症状仍不断地卷土重来，充当推翻和平努力的最方便好用的借口。

至于文化上更相近的巴勒斯坦人，必定是对这种政治逻辑有更深切的体会。即使到了今天，乱成一团的中东政治似乎仍在证明，对虽已取得联合国观察员身份、国际地位却似乎越来越尴尬的“巴勒斯坦国”来说，阿拉伯兄弟忙着扑灭自家后院里的火而不来虎视眈眈，同等情况下已是万幸了。时光倒流几十年，则除了“习以为常”的以色列，黎巴嫩的长枪党、贝鲁特的什叶派、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都对当时的巴勒斯坦摆出过一副既要鸡蛋又要壳的架势。此情此景下的上策，大概就是索性让自己两手空空，没有鸡蛋吧。

可惜且可悲的是，巴勒斯坦人对自己是希望在邻居的虎视眈眈之下两手空空，对待邻居却立马变回了“嚼碎鸡蛋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对方的悍匪逻辑。辛贝特前头目Ami Ayalon（任职时间1996年至2000年）在纪录片《守门人》中提到了这样一段对话，说他在喝咖啡时遇到一位叫做瓦萨塔的巴勒斯坦精神病医生，走过来对他说：“朋友，我们终于打败你们了。”

“你疯了吗？什么打败我们了？你们死了几百人了，照这个速度，还会死掉几千人。你们那一丁点大的国家，就要灰飞烟灭了。你们的建国梦很快就要破灭了。这算难门子的胜利？” Ayalon不解地问。

“朋友，你不明白，你还是不理解我们——对我们来说，看见你们受苦就是胜利，那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越痛苦，你们也会越痛苦，五十年了，我们终于势均力敌了。势均力敌。你们有F-16战斗机，我们有人体炸弹。”（纪录片访谈为希伯来语，这里是字幕翻译的大概。）

——听着对话的我实在想不出，人类文明还有什么比这种逻辑更可怕的癌症。

看多中国武侠小说的人，都深谙“江湖险恶”四字。可惜对于行走在中东江湖的人们，这丝毫不是浪漫的虚构，而是充斥在他们各自政治关系中随处可见的血泪日常。建国或观察员身份也无法彻底消解的受害者心理，以及由被害狂想症而引发的草木皆兵，至今荼毒着巴以双方的实际行动，更摧残着双方领导人的想象力，让他们彻底忘记除了做一条被动等待险恶江湖喂食的可怜狗，他们其实也可以像前辈们一样，用理解和同情、用宽容和伟大的妥协，去做历史的主宰者。

这样一份持久、深沉、绝望又无力的悲伤，早已远非一个纪念馆所能承受。

东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地区的旅游信息，敬请参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