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与为何纪念

参观Yad Vashem以及对巴以之殇的粗浅了解，都让我强烈地感受到，真正出了偏差的问题，不是该不该铭记，而是在明确必须铭记的同时透彻地明白为什么。对苦难与悲伤采取选择性记忆的巴以双方似乎都还未完全认识到，纪念的目的不该是为了找谁算账或复仇。它首先是一份感念，把不久前的受难者还原成和我们一样的鲜活的个人，而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炮灰。是他们的万劫不复，才换来今日的我们不必遭受同样的命运。

从这一点上说，我由衷欣赏德国艺术家Gunter Demnig发起的旨在纪念被纳粹迫害人士的“绊脚石”（Stolperstein）项目。项目名称源于大屠杀之前流传在德国境内的一种说法：非犹太人每每被石头绊到，就会说“一定有个犹太人被埋在这儿。”以此为灵感，并借助Yad Vashem所收集的关于犹太死难者的庞大数据库以及其他资料来源，Demnig不仅为死难者，也为曾经遭遇迫害的幸存者制作了边长3.9厘米的铜制正方形纪念牌，简单地写上遇害者姓名、出生年份，被送往集中营的时间以及最后的死亡时间。纪念牌制作完毕后，会被铺到被迫害者最后居住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我第一次走过这些“绊脚石”是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经由德国小伙伴提醒才注意到这份毫不起眼却令人尊敬的纪念，也是后来才知道截至2014年，这个项目已经遍布了18个国家。

被记录下的苦难同时也是一种提醒，触目惊心地同时警醒曾经的加害一方和受害一方，这样的历史无论如何不该重演。唯有这样，无辜流逝且无法挽回的鲜活生命才不会白白牺牲。无论业已作古的人们为何而死，也无论他们为之丧命的或合理或荒诞的诉求如今是否实现，心存感激与爱意地活着，而非忿恨，才是最能告慰死者的一种状态吧。即使不是，比起那些不会感到告慰的逝者，这至少也是一种进步，是当时的他们无法体会的心灵的壮大与升华。都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细线条的铭记，教会我们如何心平气和、不锱铢必较地粗线条地活。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可惜现在的好多地方，记录的细线条与回应的粗线条却一再颠倒过来。别说是敌对双方，就连本方的死者也仍是湮没于历史的箱底、无名无姓无人知晓的炮灰。粗线条的记录却往往给了别有用心之人添油加醋、扭曲解读的可乘之机。由此，历史非但起不了借鉴作用，反而成了当下的负担乃至枷锁，让被蛊惑的人们复起仇来，疯狂地“精确”到敌方平民的老人、孕妇和孩童——哦不，也许杀红了眼的人是无法做出这种区分的。“敌人”、“恐怖分子”的标签一旦贴上，性别年龄职业等一概无关紧要。

我不禁想起小山城罗什平娜的制高点，叫做“尼姆罗德瞭望台”（Nimrod’s Look-out）。尼姆罗德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牺牲的以军坦克兵。他的父亲为了纪念他，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他生前最爱的一片风景。一方面，我在这片纪念地的介绍中读不出任何对黎巴嫩一方受难者的同情；但如果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退一步说，尼姆罗德的其他死难同胞的纪念或许没有那么浪漫，但也至少有赫茨尔山上的国家公墓铭记他们为国捐躯的生命。然而对于巴方的死难者，这样“奢侈”的纪念怕是征上巴方所有的领土都不够用吧？但难道这样，逝去的生命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随风飘远，锈成一串串数字，直至这些数字变成纯粹的堆砌而不再有意义？！

巴以之殇令人难以释怀的一个更为个人化的原因，则在于它又一次碰触了我的祖国某种让人难过而惭愧的似曾相识。2007年的电影《集结号》仍让人记忆犹新。可是虚构的《集结号》背后，仍有缅甸抗战远征军这般沉重的现实。作为侵略方的日军，那个将战犯供在靖国神社的国度，对自己阵亡将士的记录精确到个位数。但国军的阵亡记录却是令人心酸的万位数！电影里，谷子地一句“都是爹妈给的名，怎么都成了没名的孩子了呢？”的质问就足以让人哭得稀里哗啦，而现实中远征军的阵亡将士，很多却连无名之名都不可得！和以色列的民族记忆相比，对“大一统”有着天然喜好的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微观历史背负了太多的欠债。好在近年来，龙越慈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好歹在一切即将无法挽回之前，或多或少地承接住了我们在这段不久前的历史面前的悲恸与愧疚。

（完）

文中提到的小山城罗什平娜的旅行信息，可以参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