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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的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其造像风格充满了中国化的特征及世俗生活的趣味。而作为其中代表的北山与宝顶山，是大足石刻的双璧，也是中国石窟中最闪耀的明珠。

在关于大足石窟的民谚中，“北山看门道，宝顶看热闹”是颇为流行的一句。比起在视觉上具备有强烈冲击力的宝顶山石窟，北山的“可看性”似乎要逊于一筹，但对于那些拥有更多意愿想要关心中国石窟发展史的深度旅行者而言，北山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石窟的身份证

在中国，大多数人传统认知中的石窟皆位于北方联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早期的佛教及石窟开凿传起源于印度，其东传路径正是经由新疆的天山南北、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在中国留下了克孜尔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煌煌巨制，成为中国石窟的经典序列和典型代表。

而在中国的西南，这里同样拥有十分兴盛的石窟营造传统。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石窟传统在唐代安史之乱后于北方凋敝，巴蜀石窟犹如接过接力棒一般异军突起，揭示出这一重大变革时期石窟向南传播的重要线索。大足石刻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由唐迄明清，在两宋之世臻于鼎盛，成为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版图大变革的一笔生动注脚。

所谓“北山看门道”，其中关于大足兴建之初的重要门道就收藏在佛湾之首一块毫不起眼的唐代石碑上。刻于唐代景福元年（892年）的《韦君靖碑》细致地记载了这一中国石窟史上的关键时刻。韦君靖是当时的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在晚唐政治的大变局中，韦君靖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唐代乾符之际爆发的黄巢起义（875-884年）使唐王朝的统治遭遇强烈的冲击，唐僖宗避逃入蜀，大批北方难民随之南迁，四川盆地“四海波腾，山川鼎沸”。当时还只是一名县令的韦君靖，正是在这样的动荡格局中迅速崛起，在经历了著名的“三川之战”后成为东川地区最有声望势力的封建领主。也正因此，他成为王建——这位后来的前蜀国君主——眼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在这一形势下，韦君靖以“城栅未固”于景福壬子岁（892年）正月在龙岗山（即今日北山）上修筑永昌寨，“筑城墙两千余间，建敌楼一百余所”，并在其中“良贮十年，兵屯数万”，可见当时的永昌寨是一座有着鲜明军事色彩的城堡，而晚唐东川风雨飘零的命运，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也正是在永昌寨内，《韦君靖碑》上记载了大足石刻最早的开凿活动，“……凿出金仙，现千手眼使威神，具八十种之相好……以建浮图，聆钟磬于朝昏，喧赞呗于远近”。

在动荡离乱之世，官民崇佛重教，以求在宗教的烟火中逃避现世的悲苦与烦恼，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验证的倾向。大足石刻诞生于唐末乱局之中，当然也寄托着时人的向往。

晚唐的信仰漂移

尽管北山的开凿规模远不能与洛阳龙门这样的唐代皇家石窟相比，但深处在西南的山林之中，北山石窟开启了大足石刻极具个性与特色的审美趋势。来自佛教的雕刻传统与民间的精神与趣味在大足汇流一处，于唐末至两宋时期引领了一场极有突破意义的石窟“实践”，诞生出中国石窟史上以世俗化、民族化、生活化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新高峰。

北山石窟中的晚唐时期窟龛仍没有失去盛唐时期的生机与风貌。在现存的窟龛中，唐末及前后蜀时期的北山石窟虽尚未进入两宋的鼎盛时期，但在风格和题材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佛教思想史上，唐末、五代正处于佛教大众化、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从魏晋南北朝以降，“精英佛教”曾是这一西来宗教的主要色彩，但唐代流行的“俗讲”、“倡导”等方式，使得佛教逐渐深入到民间，由“精英佛教”转向“大众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转变，也是大足石刻逐渐兴盛的重要背景。

这种根植于俗众信仰的“全新”佛教，当然与注重义理探索的“传统”佛教有着肉眼可见的显著差别。当精微枯燥的佛教理论从佛殿石窟中退场之后，不那么注重义理的佛教在民间土壤中勃兴，不少新的石窟题材在这一时期涌现，并迅速流行、被大量复刻。“神”的地位被不断凸显，而“教”的色彩则日趋式微，“信神不信教”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特色。

从北山石窟保留至今的供养人题记中，我们还可以一窥千年之前的营造细节。在现存可以辨识的139名供养人中，有12位地方官员、7位僧尼、113位平民或士绅以及7位工匠（黎方银《大足北山石窟》），供养人的阶层及职业分布颇为直白地展现出北山石窟的“草根”属性，当石窟的发展在中国北方遭遇历史性的退潮之际，巴蜀之地正好迎合了晚唐战乱以及中原移民南迁的庞大背景，民间开凿石窟蔚然成风，大足正在其中涌现。

“来自民间”，因而成为我们今日理解北山石窟乃至整个大足石刻的最核心观照：正是民间的自发信仰，才能诞生出各种不拘一格的造像题材，无所顾忌地从民间传说乃至儒道信仰中汲取营养，而不必拘泥于传统佛教经典的繁复考据；正是广泛的、下沉的民意基础，北山石刻才能一改“工匠无名”的历史传统，将伏氏、文氏等造像世家的姓名镌刻其上，成为中国石窟史上极有特色、也极具人文精神光芒的一座丰碑。

观音进化史

来自民间的信仰属性被更广泛地投射到北山石窟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观音信仰的滥觞。

中国信仰中的观音菩萨形象脱胎于古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双马童神，在古老的《梨俱吠陀》中就有大量的篇幅被献给这位医治病痛苦难的神灵。这一形象被佛教所继承发展，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即有出现，在传入中国后，被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翻译家鸠摩罗什译为观世音菩萨。

所谓“观世音”，即指“观察世间的一切声音”，在《普门品》中，有“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形象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深入人心，其在佛教神祇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受欢迎的菩萨形象。

在北山石窟中，观音是最重要的造像题材。早在晚唐五代时期的窟龛中，即有观音造像、观音地藏合龛等形式，唐乾宁二年（895年）由右弟子何君友所造的佛湾26号龛是北山现存最古老的纪年窟龛之一，其主题就是救苦观音菩萨。晚唐时期的9号龛、10号龛也是这一盛唐遗风的代表，窟龛形制宏大，尤其是9号龛正壁雕刻的千手观音，头戴花冠，飞天萦绕出佛国天宫之感，千手或托化佛、或施手印、或执各种法器，相比后世和蔼可亲的女性观音形象，这尊早期的千手观音像极具神格，尚未从佛教的神坛上走下，而仍具备一种庄重肃穆的美感。

至前蜀、后蜀时期，观音题材更为盛行，涌现出水月观音、不空羂索观音、日月观音等新形象。五代身处于唐宋之间，上承唐代的丰满壮丽，下启宋代的精美灵动，兼有两个时代的特点。这一过渡时期的观音像也多以晚唐时即已盛行的地藏、观音合龛为代表，北山53号龛（前蜀永平五年，915年）即是五代佛龛的代表作品，唐风宋雨交汇于一处，在一米见方的空间内即可见时空的流转。

民间信仰在对观音的演绎上展现出极为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这一趋势在两宋时期臻于鼎盛。两宋窟龛中观音题材占据了一半以上，使得北山石窟连缀起晚唐、五代的珍贵实例，书写出一部脉络清晰的观音进化史。两宋时期的观音造像，经由民间信仰的加工创造，其形式之丰富远超前代，净瓶观音、数珠手观音、如意珠观音、宝珠观音等题材纷纷涌现，而菩萨装饰的璎珞配饰也极尽繁复，是前所未见的精致作品。

北山石窟中有几个经典的宋代观音案例。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规模最大、形制最精美的136号龛，它有一个更为脍炙人口的名字“转轮经藏”。作为北山石窟中少有的大型窟龛，这里也成为了各种观音造像的集大成者。中央的转轮经藏兼具了结构、审美与宗教的多重功能，而四周的洞壁上则雕刻了不同的观音形象。

形制与选材都颇为相近的113号龛和133号龛均是大足的名品，这两座水月观音像一改晚唐时期正襟危坐般的肃穆庄重，而呈现出极为活泼灵动的一面：俊美的观音像以游戏坐于宝座之上，璎珞华美，背景中更有普陀山的袅袅清音。优雅而富有人性光辉的身姿曲线，将民间信仰中的观音请下了神坛，那个曾经高高在上供奉在黝黑大殿中的“神”，已经在这里成为聆听百姓琐事、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人”。

将观音“人格化”的最重要杰作是125号龛中的数珠手观音，飘带翻飞的观音像微微颔首，露出优雅内敛的微笑，身形呈现出向前的动态，这是“吴带当风”的宋代诠释。与晚唐、五代时期的“神格化”相比，宋代的审美精神和趣味正是在这样一尊小小的雕像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宋人是如此敏感而内省，因而擅长捕捉到最精微的情感需求，它的审美不似前朝那般刚毅豪迈，而是以一种细腻抒情的方式来揭示时代反观向自身的独特美学。

如果你还记得来自犍陀罗、马图拉的印度造像传统，在两宋时期的北山石窟之内，你将清楚地感受到次大陆的海风在经历了龟兹、云冈、龙门的漫长征途后已经沉沉褪去，一股清新自由的华夏之风正扑面而来。

通向彼岸的道路

与观音信仰遥相呼应的是北山石窟中出现的地藏信仰——如果说观音往往象征着对于此岸生活的向往，地藏则更多寄托了对彼岸世界的想象。

地藏菩萨的信仰晚于观音信仰，出现于隋末唐初。地藏菩萨“遵释迦之嘱，在其灭度之后，弥勒未生之前，教化六道众生，拯救一切罪苦”。

而起源于晚唐动乱之中的北山石窟，理所当然地把地藏信仰作为了其中的重要主题。“民间力量”也再次投射在地藏菩萨上，这一朝向彼岸的信仰，最终模糊了佛教与民间神话的边界，成为又一个典型的佛教通俗化、中国化的案例。

地藏信仰中国化的一个例证就在地藏菩萨的起源传说上。与那些来自印度老家的菩萨们不太一样，在中国版本的神话中，地藏菩萨曾经是新罗国的王族，在唐玄宗时期渡海来华，坐化于九华山。地藏菩萨以出现于天、人、地狱中，解脱诸般苦难而备受俗众的喜爱。

在北山石窟的大量窟龛中，地藏与观音合龛正是最受欢迎的主流题材之一。而这一通向彼岸的道路，自然并非为地藏菩萨所专属，民间传说中的东岳大帝、十明王也逐渐在彼岸信仰中占据一席之地。

佛教中的神与中国民间的神彼此交流，其背景、传说也杂糅汇流一处。民间信仰中的十殿阎王依附于佛殿，成为了佛教神祇体系的一部分，而地藏菩萨则太过流行，几乎摆脱了佛教固有的神祇传统，而单独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这种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正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甚至连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也与佛教合流，三教合一成为西南石窟独特的现象。

五代时期的北山253号龛就是彼岸信仰的一个缩影。这个窟龛是观音、地藏合龛的主流题材，正壁上身披缨络、身姿修长、头戴宝冠的为观音菩萨，一侧的地藏菩萨则衣纹流畅、服饰劲简。在两壁的祥云之中，即是十殿阎王及二司，呈现出骑马、拱揖等极富中国特色的生活化场景。将生活化的经验运用到造像之中，大足石刻也因此被称为“世俗生活的画卷”。

尾声：理想的世界

北山石窟另有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洞窟，一个是孔雀明王窟，一个是泗州大圣窟。

孔雀明王窟（靖康元年，1126年）是北山雕刻最精美的石窟之一，中央所呈现的孔雀明王既具有密教色彩，是密教最重要的四大修持方法之一，也由此证明北山曾是重要的密教道场。孔雀明王拥有相当纯正的印度血统（因为中原并不出产孔雀），佛教中有不少以孔雀为名的经典，而在密教中，孔雀更成为鸠摩罗天、阿弥陀佛的坐骑。

与一般明王的狰狞面相不同，孔雀明王有着慈悲的菩萨面相，以消除苦难而获得信众爱戴。在充满灾病、离乱与战祸的乱世，孔雀明王成为消灾除难的神明。

而在灾难的另一面，泗州大圣窟中则纪念着一位云游江苏泗洪的西域僧人，据说他十分同情那些互相倾慕的男女，而在这个佛教的道场中成为了一尊爱情的守护神。

一切的宗教流传，最终都是关于人性的理解和宣扬。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灾祸的恐惧从未改变，而在书写苦难的历史洪流中，也总有那么一些微弱、美好的人性光芒，闪耀在茫茫黑夜之中。

北山石窟，以他动荡不凡的身世、敏感细腻的刻画以及丰富自由的呈现，构建出一个晚唐至两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精神世界，在这些我们始终可以理解、共情的期待和愿景里，有一个浮游于天地间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