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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敦煌(七)《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2019年第一篇,让我们来聊聊他》

跟着声音玩敦煌  ·  2019-01-03

2019年的第一缕阳光,依然在敦煌守候。从2010年开始,每一个冬天都会回来,特别留恋敦煌冬日的苍茫、广袤;尤其冬日莫高窟,安静得时光仿佛都在这里停住了。人也如羽化一般,在洞窟里与塑像、壁画对话;禅定佛,卧佛,最美的菩萨,羽人与飞天,萨埵王子,还有藻井里的三兔、石榴纹、忍冬纹……历经一千多年,仍栩栩如生地飞翔在眼前。

冬天的敦煌,就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一说起敦煌,一定会联想到几个人,第一个毫无疑问肯定是王道士。因为余秋雨的一篇《道士塔》,很多人都知道了敦煌文物的流失都是他的错,并且把他描述成一个昏庸、无知、贪财的“农民”。那么,王道士是不是真就是余秋雨笔下的“文物贩子”?

暑期在莫高窟山上住的时候,每天都会路过王道士塔。这世上没人见过他,但这世上恨他的人不少,不知道他是否一直想替自己鸣不平。所以,2019年第一期《听见敦煌》就留给王道士,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老道的功过是非。

历史有无数视角,也有无数个横截面,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看待一个人和一些事,评语也许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绝对。照片上的王道士一脸老皮,眼小无光,眯缝着的眼睛中透着迷惘无奈,也有些狡黠和执著。额上有极明显的几道深纹,看出他有饱经风霜的经历,身高不过四尺多,算上他穿的埋埋汰汰的粗棉布道袍也不会超过五十公斤,让人担心西北的沙尘暴就能把他扬起卷走。但就是他在近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意外发现,成就了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首先,我们从各种资料中去还原一下历史的真相,王道士他到底为什么把大量的文物卖给外国人,并且在守护敦煌藏经洞十数年之后还后悔,没有全部把敦煌经卷卖掉?他到底是不是余秋雨所描述的那样呢?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因家乡连年灾荒,为生活所迫而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最后在肃州城防军中做了一名士兵,退伍后因生活无着而当了道士,在莫高窟长期居留了下来。一个道士来看守佛教圣地,也是当时敦煌地区很古怪的一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清代莫高窟有三个寺院(平时被人们称为上寺、中寺、下寺),王圆箓所在的就是下寺;因为王是汉人,讲的是人们听得懂的佛经或者道经,而上、中二寺住的是喇嘛,讲的是藏文,或许当地的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所以王道士就这样逐渐在莫高窟扎下根来。

王道士进入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洞窟无人管护,残破不堪,于是四处化缘,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和改造道教灵官,其中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的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王道士无意中揭开了藏经洞的秘密。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在王道士的墓志中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谢稚柳先生在《敦煌石室记》中则这样描述:“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

虽然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尘封多年的大量文献终见天日,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

在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或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也或许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些功德钱,修建他的道教灵官,他四处奔波,竭尽所能。先是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有见识的知县身上。他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后,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这位知县也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并看好藏经洞,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王道士两次碰壁后,仍未死心,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些经卷赶赴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算是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也未估量出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当然也没有考虑如何去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于是,“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

叶昌炽画像

叶昌炽画像

又隔了几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起来,却未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政府如此,学者文人们也仅仅是发出“奇闻也”之类的惊叹,而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实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后罗振玉首次从伯希和那里得悉此事,当即提请学部去整体收购。

包括叶昌炽在光绪三十二年卸任后,仍在《日记》中不时记录有关敦煌写本的消息,他对自己当年未能整体保护藏经洞遗产而愧疚不已。

日子过得就像党河的水,没有波澜没有喧哗。整整七年,从1900年到1907年,每一次都跑得筋疲力尽,每一次都跑得灰头土脸。王道士终于感到无奈了,厌倦了,伤心了。他记不清楚跑了多少趟衙门,送了多少件“古物”,说了多少乞求重视的话,遭了多少白眼,撞了多少钉子。他能想到的办法都使了,力尽矣;在这七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极少。

1907年,一个老外来到莫高窟,他就是斯坦因。斯坦因为了达到获取文物的目的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就是避而不见。后来,斯坦因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骗他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果然灵验。

斯坦因曾如此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这次斯坦因仅仅用二百两白银就换去了二十四箱子遗书、绘画及其他文物五大箱。他历经一年多时间才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那时的中国国门大开,转送运输及出境的全过程始终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来过问或干预。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现在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始终无人过问,日子一长他也就灰了心;

其次,是为了完成他清扫洞窟、修建层楼、架设木桥等资金需求的实际意愿,而他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最终的转机就是他受了斯坦因的欺骗,以为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并被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所感动。

由此看来,或许王道士在主观上也并不情愿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否则早就可以卖給斯坦因,但他就在这几重因素的同时作用下做了让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地方政府却仍然毫不在意。官方的这种颟顸态度,使王道士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继续出售藏经洞的文物,至此,他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倒卖国家文物的贩子。

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买走六千余件写本。由于伯氏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曾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六百多件,装满了五大箱。

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等人也先后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和文本;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和约束。自此,敦煌卷子大批流散于国外,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损失,正如百年前的学者们所叹“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政府无人重视,当外国人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故一时间偷窃成风,流失迅速,破坏严重,甚至有分割求利求官者、有造假做伪卖钱者。

比如负责接收工作的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将运送经卷的大车接至其家,然后伙同其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延琛、方宗谦等人,将卷子中精好者悉数窃取,然后将较长的卷子一裁为二或三以充其数……

在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姜亮夫谓:“故解省者,仅有六七千卷,送旧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途中复有遗佚,至京又为有力者所盗窃,及归京师图书馆,仅余六千余卷,又有裂一卷为数卷者,世遂传劫余尚得八千余卷云。”

大量经卷的散失和破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悲哀,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未发生过如此人为破坏损毁的情况。

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在《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偷偷地管藏起来,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所以,像曾任甘督的浙人陈季侃等也发出了“天壤间瑰宝也,吾国官民不知爱惜”的感叹。

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王道士在发现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大量的遗书也确由其手转卖至国外而成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时政府昏聩、国人整体上又极度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由此造成了这一场文化遗产遭遇浩劫的历史悲剧。

敦煌藏经洞里散失在海外的经卷,是中国人心中持续了百余年的痛,也是研习敦煌学无法跨越的障碍。如今,这些散佚于海外的敦煌艺术中的精华部分,即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8年3月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挑走的包括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以及其它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都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敦煌。

我们究竟该如何客观评价王道士的所做作为,如果把你放在王道士的时代、角色与处境下,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留一道思考题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期《听见敦煌》再会。

#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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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更新于2019-01-03发布于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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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敦煌

往返近六十次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不一样的敦煌与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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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评论(3)

有什么想说的嘛?

ferae

其实也很无奈吧

2019-05-31 · 回复

spectera

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的

2019-05-31 · 回复

glyndora

功过真的很难一句话就说清楚啊

2019-05-31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