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编号：361】
【暴风雪之夜】
【1月16日／2019年】

【乞力马扎罗／坦桑尼亚】

一

在乞力马扎罗登山的第六天。冲顶之夜。

晚上十一点半，加斯帕又来叫我起床。这次他把帐篷拍得砰砰作响，必须得压住呼啸的风声才行。我躺在帐篷里回他：“知道了，谢谢。”可也并没有马上起床，而是翻了个身子，继续闭着眼。

外面正狂风大作，从帐篷的每条缝隙里灌进来，发出轰轰的响声，要不是地钉打得牢，真担心帐篷会原地起飞。

我鸡贼地想：“AJ让我们十二点集合，穿衣服最多十分钟，还可以躺到十一点五十。”这时候的我，懒癌和拖延症正同时发作。

其实已经在防潮垫上躺了几个小时，可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对自己说，半夜还要去冲顶，现在必须养足精神，然后就打雷了，刮风了，下雨了，雨又变成了雪。我还安慰自己，这雪一会儿就会停吧，要不然还不得冻死。又想起AJ在行前会上的讲话：

“我们十一点半起床，十二点吃行前餐，十二点半准时出发。大概在天亮时抵达斯特拉高地（Stella Point），然后继续向上，终点是乌呼鲁峰（Uhuru Peak），也就是非洲最高峰，乌呼鲁，是自由的意思。”听到自由这个词，我怎么感到眼中一热？

AJ继续说：“除了我和副向导，还有几个背夫也会一起上山，工作人员和你们的配比至少一比一，所以不用担心，总会有人在你身边。

“能穿的都穿上，多少层都不嫌多，那种寒冷是你从所未遇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汉莎航空的三哥第一个提问：“为什么要半夜冲顶？白天不是更安全吗？半夜连觉都没法睡，多累啊。”其实这也是我的心声。

AJ：“晚上爬山效率高，因为什么都看不见，无法分心，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能看到日出。”

我向AJ提问：“那我们能在顶峰待多久？”我想留点时间拍照。

AJ：“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吧，相信我，很多人连五分钟都待不下去。”

我又问了一个很实际却多少有点犯忌讳的问题：“那，死亡率大概是多少？”

AJ马上说出一个数字：“百分之一。”我粗略算了一下，今天营地里就不止一百人，那至少有一个回不来！可能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个个露出吃惊的表情。AJ赶忙解释：“大多数遇难者走的是那条最难的路线，经常会有落石，这个谁也没法预料。还有一些是装备不全的背夫，体格再好也扛不住山顶的低温。”

AJ最后叮嘱：“你们都要学得自私一点，别人摔倒了不用你去扶，有向导和背夫在，你们管好自己就行。”

拖延到11点45分才决定起床。拧亮头灯，按照AJ说的“多少层都不嫌多”的标准穿衣服。上身一共五层，从里到外分别是速干衣、卫衣、羽绒服、冲锋衣、长外套；下身也是五层，内裤、秋裤、速干裤、滑雪裤，最外面还有护膝和雪套。感觉自己就像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而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寒冷。

十二点整，登山队员们陆续走进餐厅帐篷。三哥把他留到最后的四袋方便面贡献出来，厨师煮熟后分给每人一小碗。虽然餐桌上仍旧摆着茶包和速溶咖啡，我却不敢多喝，怕心跳加速。

每个人都在抱怨整晚被风雨吵得睡不着，三哥说他倒数、数羊、用腹腔呼吸都不管用。我们分析原因，除了外部因素的干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才是导致失眠的主因。好在大家都被高原反应虐完一轮后活了过来：佟瑶的丈夫旭晖，在爬山第一天就出现高反症状，可现在看起来精神饱满，气色红润；Will媳妇不仅胃口好了，还挺能吃，把下降的体能全都补了回来；Will说他自己也不像前几天那么疲惫了，冲顶前一天，还闯进了第一梯队；我的便秘期也结束了，连着跑了两次厕所，怀疑把蹲坑都给堵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表现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状态，毕竟我们即将面对的，是真正意义的极限挑战。只有小孩喜欢吹牛，把话说大、说满，成年人还是更愿意给自己留点余地。

也不知是谁提的议，让每个人说一下来乞力马扎罗爬山的原因。汉莎五人组由年纪最大的杜哥牵头，登顶非洲最高峰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随后一传二，二传五，确定行程后，他们一起请好年假；Will两口子由Will主导，他说自己喜欢爬山，又正好在非洲工作，爬完乞力马扎罗还要去肯尼亚爬另一座。最后一个轮到我说：“几年前，在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游猎时看到象群背后出现了一座雪山，向导说那就是乞力马扎罗，赤道上唯一一座雪山，在那个时候，心里就种了草。”

聊完一个话题，帐篷里会先安静一会儿，直到有人发起新的话题。突然听到佟瑶大喝一声：“实在走不动，老娘就不走了！”这句话说得中气十足，用来说“老娘一定能走到”之类的豪言壮语恐怕才更合适。这种反差起到了很好的幽默效果，帐篷里笑声一片，把原本压抑的气氛带走了一半。相处几天之后，我发现佟瑶总能用一种幽默或者腹黑的方式帮大家减压，比如昨天一早，我看到至少三架直升机飞到山顶救援，心里马上紧张起来，担心自己也是要被救援的那个，正在旁边刷牙的佟瑶吐出一口漱口水，大声说道：“哎呦喂，这又是哪位兄弟不行了。”我把话头接过来：“可能明天的那个兄弟就是我。”佟瑶笑着说：“不会不会，你不一定坐得起。”

转眼就到了即将出发的时刻。AJ大声问道：“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句话就像考试的开场铃，飞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终于要开始答卷了。

二

登山队拍成一列，鱼贯而行。每个人都低着头，用头灯照亮脚下的路。

偶尔把头抬起时，就看到漫天雪花被狂风裹卷，斜斜地吹过来，越到眼前速度越快，就像在看一场3D电影。不！是4D，还能感受到雪花在脸上融化的丝丝凉意。走在旁边的向导说：“下雪时天气不冷，赶上晴天能看见星星的话，至少比现在还要低十度。”

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杂沓的脚印旁是被登山杖戳出的一个个小孔，密密麻麻，就像用铅笔在白纸上一阵乱捅。

脑子里正在单曲循环着一首特别暴露年龄的歌曲，《雪山飞狐》（1991年）的主题曲《雪中情》，我都忘了是谁唱的，但还记得几句歌词：“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雪中行，雪中行，雪中我独行……”这也算触景生情吧。

雪的形态一直在变化着，从最初的雪花到雪粒，还有那么几分钟，竟然下起珍珠大小的冰雹。有的雪粒落地后又被大风卷起，起飞时还带着速度，刮到脸上竟有轻微痛感，就像用剃须刀片不小心割了一下，我还用手摸了两次，看有没有流血。

雪花刚落在身上时，抖一抖就掉了，可架不住又密又急，很快头顶、肩头、袖子、鞋面上就积了厚厚一层，积雪融化后又迅速结冰，外套就成了一个冰壳子，放在桌子上都能立起来，还重得要命。

走到凌晨三点左右，我的速度可能连四个Polly都跟不上了，我也失去了稳定的呼吸节奏。从鼻吸嘴呼变成口鼻共用，这都嫌不够，必须大口大口喘气才能勉强供给心脏所需的氧气。我想用外套的领口挡一挡嘴，可拉索被冻住了，怎么拉都拉不上来，又怕用力过猛把拉索崩断，那就只能敞着怀走路，外套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温功能。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大风口，无遮无拦的暴风雪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雪量迎面扑来，冷空气直接从张成O型的嘴里钻进肺泡，还不能把嘴闭上，如果氧气不足的话，心脏最先受不了，也真是进退两难。在风口里走了足足20分钟，风势减弱后，我就感到肺部一抽一抽地疼。步伐也乱了套，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然后找个背风的地方喘气。前几天一直保持的缓慢却持续的行走节奏变成了走几步停一次走几步再停一次，这可是登山大忌，因为心脏最受不了一惊一乍。

不知不觉我已走在队伍最后，负责押队的AJ问我：“你还好吗？”我实话实说：“不好！我吸进来太多太多太多的冷空气，我的肺，非常非常非常难受。”AJ赶忙用头灯照着我的脸，像是在观察我的嘴唇颜色和瞳孔大小，然后说，没事，加油！

后半夜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的意识也在机械的行走中变得涣散起来，我怕意识会逐渐消失，赶紧找一些能证明头脑清醒的细节。我发现登山杖已经被积雪没过了三分之一，而我的肺仍旧像针扎一样疼。这时一个可怕的字眼出现在脑海里：肺水肿，这是高原病的一种，不及时救治的话足以致命。虽然我的脚步依旧在向上挪动，可我的心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我想起那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想起因失温冻死的背夫，想起直升机响彻山谷的轰鸣，我特么是不是也快死了？

就在脑子里七上八下的工夫，旭晖第一个决定下撤了，一个背夫照应着他，两条黑影朝山下走去。也是在这一刻，我的登顶决心被彻底动摇，并认真思考起我买的意外保险是否能报销直升机救援的费用，接下来就是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反正山就在那里，这次上不去还有下次，而生命却只有一次。我甚至认为下撤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我找到AJ，认真地跟他说：“我放弃！”

AJ表情严肃地看着我，然后用很大的声音说：“你没事的，相信我，不要吓唬自己，积极一点！你在我的队伍里，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你出事！你和旭晖不一样，他是真的走不动了，你还可以继续。”

我说：“我也走不动了，我不行了，我的肺难受的要命，我怕自己会死在山上。”说最后几个字时，还不争气地带着几分哭腔。我是真的怂了。

AJ把语气软下来说：“这个海拔高度，又是在后半夜，每个人都差不多到了极限，你看大家都在咬牙坚持，相信我，你也可以到顶峰的！”

我有点被说服了，觉得自己可能并非特例，又跟着队伍往前挪动了几步，可我的肺还是疼得打哆嗦，冷空气仍旧不依不饶地往里灌。

我再次找到AJ，用一种学术讨论的口吻向他咨询：“我想知道，假如我得了肺水肿的话，会有什么症状？”

AJ说：“你会剧烈咳嗽，连一步路都走不了，必须马上回到低海拔地区。”

我想了想，并没有这些症状，又问道：“那脑水肿呢？”

AJ说：“得了脑水肿的人会频繁呕吐，还会出现幻觉，你看你现在多清醒，还有心情跟我讨论这个。”我难为情地笑笑。AJ又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这是几？”

我笑着说：“我还不傻！”

AJ说：“你很棒！一定能做到！”

我说：“好，AJ，我相信你！”其实还有半句话没说出口：“我把自己这条小命也交给你了。”

三

这场暴风雪肆虐了四个多小时才完全停下，转眼间就繁星满天了。一定有南十字星吧，我心里想，却再也没有力气抬头去找。比星星更亮的光，来自先行者的头灯，一个斑点，又一个斑点，点缀在夜的幕布上。我看清了方向，却又感觉遥不可及——希望和绝望这两种相反的情绪竟在心底同时升起。

还没感受一下黎明前的黑暗究竟有多黑，它就倏地一下飘然而过。天色慢慢变亮，我们已经来到云海之上。这是一个如混沌初开般的纯白色世界，至纯至净，一尘不染。我想把这个瞬间记录，就用手机对着自己的脸，嘴唇冻僵了，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我快被冻死了！”一缕鼻涕在说话时流到嘴边，我赶忙往上一吸溜。

日出了，把眼前的冰河世纪映出淡粉色光泽。AJ让我们把墨镜戴上，否则容易得雪盲症。
在斯特拉高地之前还有一段首尾相连的之字形山路，比之前的每一段都更陡峭。这时我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每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像野狗一样疯狂喘气。心里还有点着急，因为目标就在眼前，恨自己的力不从心，后来发现最好别去想什么成功失败，只要一步一步，步履不停。

斯特拉高地海拔5739米，走到这儿，就能拿到登顶证书了。可既然都到了这里，是否前往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就成了根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萦绕在心头的BGM变成了“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站在斯特拉高地，我还看到了一种天象奇观，一道洁白的彩虹遥遥挂在天际，它的学名叫雾虹，只在极寒之地才会出现。上一次与它面对面，还是在北极圈里的斯瓦尔巴群岛。

又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终于，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空地，那块写着乌呼鲁峰的标志牌变得越来越清晰。站定之后往四周眺望，三面是云海，头顶的天空蓝得像深海，如果把世界倒转，就像来到大海边。虽然我们比原计划延迟了两个小时才站在这里，可连AJ都说，这样的暴风雪并不多见。

那块标志牌上写着：“恭喜，你已站在海拔5895米的乌呼鲁峰之上，这里是非洲最高点，世界最高的独立山脉，世界最大的火山之一，世界遗产和非洲奇迹。”这一长串头衔看下来，就像听《权力的游戏》里的龙母自报家门：“我，安达尔人先民的女王，维斯特洛的统治者，不焚者，龙之母，阿斯塔波的解放者，罗龙石岛公主……”总结起来就一个词：牛逼！

我们用各自的姿势跟这块牌子合影。Will媳妇是瑜伽教练，于是做了一个倒立动作。我把上衣脱掉，露出背后的纹身，那是一只安第斯神鹰，能够无拘无束的飞翔也是一种自由吧。

我走到AJ跟前，对他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肯定看不到这里的一切。”诶，明明没有沙，却怎么迷了眼。

四

回到营地已是下午两点。已经连续走了十几个小时，也将近三十个小时没睡觉了。钻进睡袋，极度的疲惫感就像千斤重担，压得浑身上下散了架，只想长睡不起，五百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脸也被晒伤了，火烧火燎地疼，就像有人拿着酒精灯直接对着烧。

原本以为这煎熬的一天总算结束了，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加斯帕又来催我起床了。我才想起AJ说过，吃完午饭还要继续下撤到另一个营地，那里海拔低，晚上睡觉会舒服一些。

午饭时只有Will没来，他媳妇说Will在蹲厕所。三哥说他在山顶出现了幻觉，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斯特拉高点走到乌呼鲁峰的，又说在山上看到许多紫水晶，还打算下山时捡几块。听到这里，我既为他感到后怕，也为自己感到后怕，那不就是脑水肿的前兆吗？

下撤前回帐篷整理背包，我连把睡袋往回塞的力气都没了。衣服全湿了，穿在身上别提多难受。离开营地时，我们就像一群丢盔卸甲的逃兵。

我看到队伍里没有Will和他媳妇的身影，于是跟领队报告，领队说他们马上会跟上。

又是一段漫长的下坡路，道路两边都是黑乎乎光秃秃的火山岩。走到半路下起雨来，我连雨衣都懒得往外拿，颇有一种破罐破摔的末日心态。

这时四五个背夫抬着一副担架从身边呼啸而过，担架上的人用睡袋蒙着脸。我心想：“这又是哪位兄弟不行了。”AJ和Will媳妇随后赶来，原来蒙脸的兄弟正是Will。他一整夜都没撒尿，肚子胀起来，AJ说有可能是膀胱水肿，必须尽快送到山下医院。AJ又说昨晚有两个西方国家的登山队直接放弃了登顶，看来这场暴风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意外之灾。

我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的雪山，只剩下一个小白尖儿，几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那里这件事就像幻觉一样不可思议。

终于来到最后一个营地，加斯帕们已经把帐篷支起来，里里外外湿答答一片，想要舒服地睡一觉几乎不可能了。好在这已是我们在山中的最后一夜，明天就有大床睡，还能洗热水澡了。想起已经六天六夜没有洗头洗澡，我用手指挠了一下头皮，竟然抠下来一块固体。

不得不说，今晚的日落很美，放在其他地方足以写下几百字，可跟今天坎坷的路途、起伏的心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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